冷战时期的土美关系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美国的拉拢和对援助的需求使土耳其向美国接近。在对抗苏联这一共同目标下，土耳其和美国最终在1952年结成战略同盟关系。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土美关系中的矛盾日益显现，1975～1978年美国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是两国关系的最低点。解除武器禁运后，土美关系趋于缓和，但土耳其更加注意维护本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决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外国给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援助(1956—1963年)

这篇文章概要地叙述了外国经济"援助"和印度尼西亚经济建设的关系.其中着重地从经济"援助"的用途分配对比了苏联和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经济"援助"的性质;叙述了苏联和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经济"援助"项目执行缓慢的情况并初步分析其原因.文章也提到我国给予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援助.     

九十年代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

一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以及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大市场正式开始运转,欧共体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欧共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政策的内涵、重点等都有了新的变化: 一、外交、安全政策内涵转变。冷战时期,欧共体国家首先将发展援助作为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对峙中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工具。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欧共体的外交、安全政策目标转向利用发展援助传播西方式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这一政策目标新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美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

较为详细地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美经济关系的论文在国内并不多见,特别是关于这个时期苏美贸易规模和美国对苏联援助的准确数额及其原因的文章则更少,本文试图比较详细地论述这些问题。本文说明,1985-1991年苏美之间的贸易规模和美国对苏援助的数额,相对于两国的经济总量和苏联的需要来说,都相当小,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美苏贸易的限制,苏联在经济衰退时期硬通货短缺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不愿意给予苏联更多的经济援助。     

苏联的东欧政策与苏联软实力的兴衰(20世纪40-60年代)

外交政策是凸显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要素之一，外交政策是否合理、明智和有效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发挥。20世纪40-60年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友好援助到强硬控制的变化过程，与此相伴的是苏东关系的渐趋紧张和苏联软实力的由盛转衰。     

简论苏联对西班牙内战政策的转变

在西班牙内战初期，苏联秉承其既定的外交原则——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争取同英法的友好关系，参加《不干涉协议》，加入不干涉委员会。但随着战局的发展，以及出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仅两个月后，苏联便调整政策，转而通过物力、军力手段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苏联政策的转变也对此后苏联的国际处境及对外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联在东南亚的经济援助

苏联对亞洲的新外交政策,其中包含着积极进行对某些特定国家扩大經济援助,这些国家就是那些不与美国联盟的,或是在某种意义上称为“中立主义”的国家。至目前为止,苏联等国已經在南亞和东南亞承担了对印度、阿富汗、印度尼西亞、東埔寨和緬甸的总值5億美元以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全部是在最近兩年来达成协議的,尤以1956年初以来占大部分。下頁表格表明这些援助的数目及其具体內容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中国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决定了在对外援 助中中国必然把援助越南、朝鲜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首选对象。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后， “一边倒”战略名存实亡。为了拓展外交局面，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从对外战略的角度看苏联剧变的原因

长期以来，苏联把对外战略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并使国内发展战略为对外战略服务，造成了国家战略目标的错位。发展军备、搞军备竞赛、暴力输出革命、争霸世界，是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同时也成了国家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选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直接背离的，这是导致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国际冷战初期的一个地方热点 ——1945年至1950年间的中越边境跨国革命区

自1920年代起,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互相交织并连成一片。东亚三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促成了南北两个跨国革命区的形成,本文探讨的即是1945年至1950年间南方中越边境跨国革命区形成的条件、中越双方合作的方式,以及1950年前与1950年后中越同盟关系的区别。学术界对于1950年后的中越同盟关系已多有论述,但1950年前中共与印支共之间的合作则未引起同等重视。1950年前的中越跨国革命区值得探讨,一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越革命同盟关系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和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延伸,也是这两场战争的连接点。这种联系突显了这两场战争的国际性,进一步证明第二次国共内战和第一次印支战争都是与冷战密切关联的热战,中越跨国革命区因此成为冷战初期的一个地方热点,并代表了国际冷战的一种地方形态;二是因为这一阶段两党之间的合作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期的中越关系奠定了基础。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不仅得到了苏联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印支共产党的援助,中共对于胡志明和越南革命运动的支持也是从印支战争爆发之日起即已开始,1950年后只是扩大了援助的范围,并提高了援助的规模和合作的级别。1950年前两党关系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也将在1950年后重复出现并带来严重后果。     

浅析韩国经济现代化中的地缘外交

在韩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推行的正确有效的地缘外交政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争取美国援助是韩国地缘外交的首要任务；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全力发展对日关系是其正确选择：80年代开始实行立足东亚的多边经济战略是其目标取向。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美国对独联体的政策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并没有一项完整的对独联体的政策.对不同的独联体国家,美国的政策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点.本文概述了美国对独联体各国的政策中一些主要的和带有普遍性的目标,并介绍了美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援助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与中国的军队装备——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四）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

1958 -1965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情况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特别是在1960 - 1963年两国关系稳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在援助印尼的态度上呈现出较为谨慎保守的特点.至1964 -1965年,中国的态度才转为积极主动,加大援助印尼的力度并加快援助进度.这一变化除了受冷战国际格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革命外交理念.正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战略解读与坚定信仰,中国在援助印尼的外交决策中才将“革命”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从而出现这种不同步的情况.     

试析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原因之苏联因素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的变化出人意料,两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就从肝胆相照的兄弟变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促成这一剧变的诸多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容忽视。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调整,导致其对越南政策的变化,在越南问题上由超然的脱身态度变为积极援助,中苏两国关于援越问题产生矛盾,越南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推行有利于自身的倾向性政策,越南在中苏两国关系的天平上倒向了苏联一边。与此同时,苏联调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中苏关系破裂,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和解对中越关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两国关系交恶,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中越处于全面紧张和严重对立状态,两国关系产生戏剧性变化。总之,苏联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政策对此期中越关系影响深远。     

新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

美国同外军的安全合作与援助以及安全服务,已经成为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冷战时起,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已经开始将安全合作与援助计划作为巩固和检验其与同盟国或友好国家关系的试金石.而自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随着非传统威胁的不断涌现,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持续加大全球性的安全合作与援助项目,并将此作为建立良好地区关系和应对多样化威胁的重要依靠.     

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透析——论火炬公司的兴衰

火炬公司是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苏联改革时期的产物，从其发展的兴衰过程看，由于教条、僵化等种种主客观因素，苏联党和政府没能正视火炬公司在经济制度创新和新兴科技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对企业由放权转向收权，由独立公司转向组建联合公司，使新经济体制改革由此中断，苏联再一次错过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法国对非洲安全援助的演变及特点

法国对非洲的安全援助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1960～1996年对非军事技术援助、1997～2012年聚焦非洲维和能力培养和2013年以来开展的非洲反恐反叛活动，其非洲化、欧洲化和多边化特征日益凸显。法国对非安全援助同时在两个层次展开：在双边层次上，外交部聚焦军事培训与教育、后勤支助等，国防部更重视战术、技术合作，并将能力培养植入直接干预努力；在多边层次上，法国以欧盟为主渠道实现成本分摊并提升法非安全关系的合法性。法国坚持“法兰西非洲”模式和高度军事化方法，加上其战略内部关系失衡、欧洲化侧重成本分摊而非利益分享、对非洲自主权严重忽视等情况，使安全援助很大程度上成为法国对非事务干预的合法化外衣，且是法国基于自身利益而扩大其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和争夺对非洲事务主导权的手段。“新月形沙丘行动”的重新部署，不仅暗示着法国对非安全援助的转型，更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安全援助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化、战略化发展。     

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伴随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以辛亥革命为标识进入了新的阶段。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而向日本财界提出借款要求，日本却趁火打劫，逼迫孙中山租借或割让“满洲”，在其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日本财界便拒绝了孙中山的贷款要求，成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最大经济因素。日本财界对辛亥革命的援助绝对不是因为同情革命，而完全是为其攫取在华权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