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分化与共同体认同

"群体分化"和"共同体认同"是互联网时代展现社会变迁与社会秩序之间张力的重要社会现象。一方面,"群体分化"是互联网时代快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的消解;另一方面,"共同体认同"又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群体凝聚和社会整合,进而成为新型社会秩序建立的重要表征。因而,在认识到群体分化现象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的基础上,需要从包括网络共同体在内的新型共同体切入来达致新型社会秩序的寻求。     

和谐社会的政治承诺危机及其防范——非政府组织的视角

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在社会分化的现实状况下提出的,它是社会分化过程的有机延续,是对社会分化过程不合理现象的修正,而决不是对于社会分化的否定.因此,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政治承诺,很可能由于被曲解而产生诸如平均主义、政府依赖等危机现象.作为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机制",非政府组织发展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其本身更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路径.非政府组织发展可以防范可能产生的危机现象,并以切实扩大"政治参与"、构建利益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以群体间谈判减少治理冲突的成本等方式,实现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     

浅谈宗教渗透

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和思想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政治图谋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我们要支持宗教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和思想渗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农民分化的成因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分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一种非常态、外生型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劫掠杀戮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民族情感,农民分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必然。同时,边区党和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不仅成为促进农民分化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对农民分化后的结果也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这些"不同阶层"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目前,学术界对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集中体现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农民阶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方面。     

试论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重大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政党关系被列为我国社会五大关系之首,足以体现政党关系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构建和谐政党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政治基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参政党更好发挥作用的现实需要,是有效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根本保证。     

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理论验证与实践启示

本文综合运用"阶级对立性"、"贫富分化必然性"、"创造性破坏"、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偏向型和通用型技术进步效应等多学科理论,系统阐释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内在逻辑,并对相关例外情况进行分析说明,为验证效应提供多元的理论支撑。同时,基于经典理论分析,相关研究也形成实践启示,强调技术创新内生地偏向于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来说并非是导致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真正能够消除技术创新贫富分化效应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劳动者必须做好"干中学",降低可替代性。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基于江苏的实证分析

"组织起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历史回应,也是新时代壮大共同奋斗力量的现实选择,对于实现"中国之治"具有重要作用。报告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加强研判,厘清推进组织化的方向。同时,较为系统勾勒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实现路径,为其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政策性参考。     

住房分化的区间效应:谁会贬值?——基于CHNS 2009调查数据的发现

住房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分别遵循再分配逻辑与市场逻辑,具体各自体现为权力优势与人力资本优势。转型期中国城镇住房分化规律基于CHNS 2009住房面积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是"权力不贬值",权力优势不因市场条件差异而有所减弱;二是"人力资本贬值",人力资本的回报在市场较发达地区不升反降。可见,城镇住房分化是再分配与市场在某个历史条件下结合的函数,市场与再分配对住房分化的贡献存在区间效应。"权力不贬值"是因为渐进转型导致再分配空间仍然存在以及由于市场不健全而滋生"权力寻租"空间;"人力资本贬值"则是因为高学历人才在市场较发达地区因供大于求而贬值,或由于再分配的结果在市场较发达地区因增值较大而对市场有显著扭曲作用。     

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与我国现实选择

城乡分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因城乡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果是不同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现代社会城乡分化的逻辑结果包括基层政府的弱化、现代农民的分散性以及"三农"问题自我循环性。从城乡分化的历史逻辑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治理观念与结构现实选择,可以在更宏大的视野下理解新农村建设战略布置深层意涵,即城乡统筹协调为先导的"元创新"理念下的公共治理系统创新。     

从“网瘾”走向“网创”——大学生网络成瘾防治新方法探索

当今社会大学生网络成瘾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认识和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已成为现阶段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健康教育有现实与积极的作用。大学生网络成瘾防治应当建立新视角、探索新方法,打破＂学业预警＋心理干预＂这种戒断式的防治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常规教育引导方式,实现从＂网瘾＂走向＂网创＂的＂转移式＂网络成瘾防治新方法,在尊重学生对网络的爱好和兴趣的基础上,依托网络本身的优势,促使大学生成为＂网创人才＂。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影响

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建国后根据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内容，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深远的消极影响。认真分析总结这十年间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中英“揭开公司面纱”对比研究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公司法中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从创立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是：何时应坚持股东有限责任？何时则应揭开公司面纱,追索股东的个人责任,同时宣告法人人格的被否认？英国作为率先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国家之一,在其数百年的判例实践发展中,给予这个同题以自己的回答。我国在2006年公司法中正式引进这一制度,面对上一同题。理论上争议颇多,现实中则寸步难行。那么中国能从英国的答囊中学到些什么呢？或许尊重法官的能动性,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揭开公司面纱”典型案例体制。才是真正的“它山之石”。     

试析“两抢一盗”案件的规律特点、成因及打防对策

"两抢一盗"案件是指抢劫、抢夺、盗窃案件,系典型的侵财型犯罪。此类案件量大面广,不仅主导着刑事案件的发案态势,也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自2005年起公安部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但是此类犯罪仍然居高不下。因此,根据"两抢一盗"案件的规律特点、成因制定打防对策是公安机关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

《论十大关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十个结合＂是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贯穿从＂十大关系＂到＂十个结合＂的基本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渗透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贵州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制度约束及对策

贵州制度创新滞后,成为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制度约束,因而亟待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创新,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保证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顺利推进和整体效能,还应在制度规划和创新方式上注意三个问题：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并重;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兼顾。     

“补正”个案比较分析与制度构建思考

补正是违法行政行为补救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在我国行政立法中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学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程序经济的提出和社会复杂性、多样性的要求,补正制度研究的意义变得十分重大。我国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补正制度的建立亟须统一行政程序的制定,二是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