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及治理路径

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支配社会资源流向的特质,若不对其严加约束,可能违背行政管理的目标,导致行政权力异化,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等会造成极大危害。我国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主要是:相关法律制度缺失;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虚化;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过度介入市场。有效治理行政权力异化,必须从根本上健全各种制度设计,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体制制约,构筑起预防权力异化的体制屏障;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制制约,做到依法强化监督、细化监督,增强监督的可操作性;加强引导和监管,推进网络反腐。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试论“有奖发票”制度中三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兼与李燕女士商榷

“有奖发票”在我国有些省市发展迅速,但在全国尚未形成统一制度,学界对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不一,其法律关系涉及三方。税务机关和经营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来讲是行政征收关系。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是经济法律关系。税务机关与消费者之间,“有奖发票”本身是行政指导行为,“兑奖行为”是行政行为。     

新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行为”辨析——兼论我国应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

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但其范围在学理上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行政行为”替代“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新行政诉讼法的核心概念,但行政诉讼法没有对行政行为作出界定.确定行政行为的范围应当回应保障公民诉权的修法目的,最大限度接近对公民权利的司法无遗漏保护,将实践中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权力运行形态尽可能纳入行政行为概念之中.行政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受案范围逐项列举的情形,事实行为、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在内.规范行政权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我国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建构行政行为基本原则、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和行政行为效力制度等,解决法院因行政程序法缺失面临的法律适用困境.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论行政重复处理行为——以"程序的重新进行"为基准

行政重复处理行为渊源于德国的重复处置的概念,随后被我国台湾地区引入.目前学界对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理解不一.学界通说把行政重复处理行为的性质定位为行政事实行为,以已经有效的行政行为为前提,是依申请的行为,不具可诉性,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但是,行政重复处理行为并不应仅限于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行政行为,作为具有我国特色的权利救济制度--信访制度,信访机关在行政行为正式法律途径救济之后作出的重申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决定也应属于此列.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分析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行政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依据。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制度的构建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结果。应立足中国的实际,适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为促进我国行政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以制度的形式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权利。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论柔性行政方式及其法治化

刚柔相济、柔性优先是柔性行政方式的一般运用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应然趋势。但作为行政行为理论中的"新生儿",柔性行政方式面临着理论研究滞后、制度保障缺乏、行为易被异化等问题,亟须被纳入法制化轨道。按照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从重构行政法学体系、革新行政服务观念、坚持法治底线原则、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有利于提高柔性行政方式的法治化水平,形成以人为本、刚柔相济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治模式,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思考

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 ,行政指导正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法律上的问题 ,如行政指导异化为行政命令、缺乏必要程序规制、透明度不够、缺乏救济机制等 ,对行政法治原则构成了严重的挑战。针对上述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 ,我们应着重转变观念、采取配套措施、加快立法进程、强化制度建设     

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在我国当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讨论了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制度在整个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中所处的位置和作用，行政机关组织法治化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提出了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制度应规定而现行立法缺失或不够具体明确的一些基本内容。     

一种必要转化：从一般行政理念到具体法律制度——以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为参照

改进政府管理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而且,一般行政理念只有转化为具体法律制度,被具体法律条文所承载,才能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产生刚性约束力.本文针对政府湿地管理行为,从研究问题的角度拟定了湿地保护专门立法的一些条款,内容包括管理规划、行政协调、行政协助、信息共享、人员管理、绩效评估、决策失误责任追究等.本文的目的是引起立法者的共鸣,促进一般行政理念到具体法律制度的转化.     

行政越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以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应用为路径

行政越权代理行为属于行政法上一种特殊的越权行为.它所超越的是行政委托机关授予的代理权限而非法律授予的行政权限,与行政诉讼法所指的超越职权相似但不同.除了表见代理制度之外,民法上关于无权代理的制度在行政法中可以得到应用,特别是追认制度.不过基于行政职权法定原则和行政秩序安定原则,行使行政追认权应受其行政权限和时间的限制.将来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对行政越权代理行为的追认作出规定.     

浅议行政程序制度

现代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在相对人的参与下严格按行政程序做出意思表示 ,即要求行政行为程序化、行政程序制度化 ;以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建设中的行政程序法典应考虑包括以下行政程序制度 :情报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回避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时效制度等。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基于公民权利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进路与行政许可本质之反思

唯有确立公民在行政许可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巩固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此,有必要批判主导当前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赋权思维。其实,赋权说既不符合行政许可的自由本质,也无法在逻辑上取得自洽。而基于自由这一基本规范,行政许可法只能是国家授予公民恢复自由、形成许可之权力的法。相应的,许可申请是公民行使权力、创设自由的法律行为,行政审批则是行政机关行使第二性行政确认权确认公民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行政确认行为。为此,我们可以修改行政许可法,确立行政许可的复权本质,确立公民形成并实施行政许可的权力,并建立相应的行政程序与形成诉讼类型来保障它。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行政行为撤回简论

行政行为撤回是使行政行为失效的一项重要行政制度,与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废止、行政行为补正等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行政行为撤回的作出必须符合法定性原则,适用听证程序,受规定期限的约束,并应当承担直接或间接的法律后果。     

对机关落实四项制度的思考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云南省人民政府结合工作实际，着力推进制度创新，出台了行政问责办法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自2008年3月1日起正式实行。各级各界对制定和执行四项制度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认为各级机关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台并实行四项制度。意义重大而深远出台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云南省建立的行政问责办法，主要定位是除纪律和法律追究手段之外，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它与纪律追究、法律追究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弥补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的空档与不足，强化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模式选择——行政强制VS公司自治

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我国最终以行政规章的形式正式全面确立了独立董事制度。此举固然是为了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为,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但笔者不赞成中国证监会以行政规章的方式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更不赞同修改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强制该制度的施行。相反,应当允许公司有自由选择某项制度的权力。因此,立法者可以围绕法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来提供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备选方案,而不应强制公司去接受一个是否会带来效益尚有疑问的制度。其他国家在独立董事制度推行和移植方面的实践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