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行政问责制是打赢公共卫生战役的重要举措,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能够摒弃"官本位"观念和机械行政的惯性,同时也符合权责相一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塑造政府官员队伍负责任的良好形象.但是当前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表现出了诸多不足,如行政问责法律滞后、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等等.为此,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制度体系与配套机制等方面入手,重构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对建立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重要意义.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社会管理创新中完善行政问责制路径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对于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依法规范行政问责的实施;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行政监督的效力;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地方政府责任与问责制中的制度困境简

制度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构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制度问题，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官员晋升制度、法律问责制度以及社会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界定模糊，问责制也未真正达到制度水平。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重要机制。没有问责,责任就无法落到实处,而问责就需要明确政府的不同责任。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基于完善行政问责制视角下的思考

要构建责任政府,必然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对政府官员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保障责任切实履行的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有效的可选途径。本文初步研究了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基层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基层政府实施较晚,存在诸如主体缺失、权责不清、措施不规范、轻无为问责、监督不力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升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划清基层政府各部门权责界限,完善问责措施和政府绩效评估,还要在基层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