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今追昔 勇往直前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使中国法制史这门古老的学科真正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旺盛的生机。中国法制史无论是对法学基础教育还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都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中国学者不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状况与成就,外国学者     

开拓与创新——《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读后

开拓与创新——《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读后徐忠明一、《求索集》出版的学术意义在国内法学界尤其是中国法史学界，说起张晋藩教授，总爱把他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联系起来。①笔者最近专门拜读了《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已...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中国法制史学建设的辉煌20年

中国法制史学建设的辉煌２０年郭成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法制史学科在拨乱反正中，步入发展创新的重要阶段。在２０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它包含了中国法制史学界几代同仁的共同心血。其间，老一代学者披荆斩...     

“卢纾”非“卢纡”说略——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献疑一则

一、徐文之误台湾学者徐道邻先生是著名的法律史家。他的《中国法制史论集》一书,于1975年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由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宋代法律史及其司法制度,故该书向为宋史及法史学者所重。尤其是八十年代后,该书由台湾传至大陆,遂成为法史研究生及法史学者案头的必备书。     

′93中国文化大诉讼

不论是两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两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认真革过自己的命。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始终远离现代文明精神,始终远离法制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权力文化而非法制文化。 中国进入当代社会,我们真正看到了这种古老文化的动摇;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其动摇撕开了保护层;改革开放,为其动摇引入了冲击波。当中国的文化发生了这种彻底的动摇,从法制的角度看,其觉醒的力量无异于一种核能量的击发——因为,用历史的眼光看,法律毕竟是文化的产物！     

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的影响

<正> 中国和日本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往的历史久远悠长,许多故事流传至今,感人肺腑。法律的交往是这种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中日两国学者有论及此者均谓:中国古代法律对日本法律存在着深刻的影响。较早的如日本老一辈法制史学者穗积陈重博士写道:“日本法律属于中国法系盖一千六百年矣。虽自大化改革以后经历极多巨大之变化,而日本法制之基础仍属于中国之道德哲学与崇拜祖宗之习惯及封建制度。”已故日本著名中国法制史学者     

新时代下的新思考:张晋藩先生对中国司法文明史的探索与贡献

一、范式与方法的转变:从《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到《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再到《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众所周知,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法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是法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近年来,张先生的学术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范式的转换,即将思考的重心由具体法律制度转移到法制文明、司法文明上来,代表作是2012年张先生独著的《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以及最近出版的张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     

柴进的铁券：条约立宪主义学说及其挫折

条约本是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但据说也能发挥宪制作用甚至成为宪法渊源,这是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肯綮。通过对四国五个案例和中英两大宪法学传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当代条约立宪主义学说的产生虽然有其特定的法制、认识论和政治条件,着力勾画为“条约”所保护的“历史权利”及其背后的规范世界,但站在实定法的立场上评断,条约立宪主义所重视的“条约”并不具有凌驾性,它们并非所在宪制的组成部分。对古老“条约”的重新发现,乐观地说是重奏一曲法制史学的悠扬挽歌,悲观地说只是效果堪虞的政治活动,就好像《水浒传》中柴进要祭出祖传“丹书铁券”来对抗朝廷差遣。     

著名法史学者黄静嘉教授

黄静嘉,原籍浙江永嘉,192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6年渡台,为知名于海峡两岸的法制史学者。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参加战时地方行政工作之余,从事文艺及话剧活动。抗战胜利后,接收前台北州教育部门,     

悼中国法制史学一代宗师瞿同祖先生

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先生以98岁高龄仙逝作古.面对苍天,法学小辈远望中国法制史学的一代宗师离我们而去,依依难舍,却无能为力,唯撰此文,权作纪念.     

现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现实——《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评介

文章客观的介绍了田涛先生所写《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一书,指出本书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即田野调查——对2000年7月在浙江黄岩县发现的一批"黄岩档案"的田野调查,同时也指出,仅以"黄岩档案"研究清代法制状况与变迁,难免有点偏颇,但瑕不掩玉,本书仍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尝试。     

关于法类型划分问题的思考

<正> 法类型的划分是我国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制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法的类型不同于法的分类,它是对所有法律体系从宏观上进行概括和归类,是比法的分类更为抽象的对法的划分。我国法学在传统上是根据所有制和政权性质把法划分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四种类型,法制史学也按与这四种类型划分大体相当的历史时期来架构学科体系。     

清末法制改革动力论

上个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律改革。这场法制改革对今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本篇论文主要就是论证清末法制改革的动力因素究竟有哪些,通过对马凯条约是导致清末法制改革的传统观点加以批驳,进而提出苏报案事件、戊戌变法、明治维新等历史史实是构成清末法制改革的动力因子。     

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比较法制史”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科分类 ,还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长久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早期的法制史学者不仅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科研中运用比较法制史的方法 ,还在《比较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中国的法制史学科发展历程中 ,学者们也很重视比较法制史。 2 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化 ,及时转换研究视角 ,尽快构建比较法制史的理论体系 ,发挥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以提高法律教育的质量。     

仲裁解决海峡两岸当事人商事纠纷之法史学思考

仲裁解决海峡两岸当事人商事纠纷之法史学思考李启欣李启欣男，１９３１年９月生。１９５４年７月毕业于中南政法学院政法系。现为中山大学法学教授、法政学院院长兼法律学系系主任、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全国外国法制...     

新中国外国法制史的回顾与展望

一新中国四十年外国法制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形成与发展受挫阶段(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未设外国法制史这门课程,也没有这一法学学科,教学涉及到外国法制史的只是几个比较具体的领域,如罗马法、日耳曼法等。当时也出版过几本概论性质的外国法制史作品,如穗积陈重的《法律进行论》、莫理斯的《法律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基础

法制现代化与地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15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的法律制度开始向东方国家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在全球地理背景的影响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WTO规则与我国司法原则的关联性——兼谈传统司法观念的转变

2001年11月11日的多哈会议,正式接纳了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作为他的一员。入世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将是巨大、广泛而深远的,这里仅拟从世贸组织的部分规则与我国司法原则的关联性入手,通过对二者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的客观要求,谈谈长期以来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传统司法观念的转变。     

皇皇巨著 字字珠玑——《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简评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在思想解放的春风推动下 ,中国法制史学亦和其他学科一样 ,重新获得了新生 ,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行列 ,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短短 2 0余年的时间内 ,新的研究成果频频问世 ,一个个学术空白被迅速填补。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应属于 1 0卷本的《中国法制通史》[1] (以下简称《通史》)。该书由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任总主编 ,集结了全国范围内法史学界的前贤与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 ,集体编撰而成。整整 1 0卷的巨大篇幅 ,洋洋洒洒 5百余万言 ,将上迄中国法制的起源 ,即公元前 2 1世纪夏朝的法律 ,下至中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