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儿童证人制度的建构

加强对儿童证人的保护是世界各国诉讼文明化的趋势。我国现有的证人制度过于笼统,缺乏对儿童证人的特殊规定,不利于儿童证人的保护。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通过完善儿童证人资格的评价标准,规定儿童证人的作证方式和询问规则,明确儿童伪证的责任承担和加强儿童证人的权利保障来构建我国儿童证人制度,从而实现诉讼的多元价值。     

论我国刑事证人权利之完善

刑事证人的证言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作证的现状不容乐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出庭率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证人权利保障得不到落实，现有法律对于证人权利体系的构建不完善，可操作性差。要解决当前证人作证所面临的困境，必须充分重视证人权利的保障，加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的保护是证人权利保障，完善对证人保护的可操作性，确立包括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权制度、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等内容，以形成全面的证人权利保障体系。     

污点证人权利刍议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我国尚未建立,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前保护证人意识淡薄,证人普遍不愿不敢出庭作证,污点证人尤甚。如果想要更好的保护污点证人,那就必须明确污点证人所享有的权利。本文从污点证人参加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角度探讨了污点证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并就这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得到完善的维护提出了相关见解。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长期以来出于一个被忽视的状况下,随着国际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日益受到了重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关系着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构建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从立法角度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及保障了被害人的诸多权益,但从保护人权保护被害人利益的角度思考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仍有改善空间。     

不被束缚的证言——论儿童的证人资格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不应成为其具备证人资格的障碍。现代各国证据法普遍赋予了儿童证人主体地位，同时也设置了相应的审查程序使符合作证条件的儿童进入诉讼程序，我国在司法和立法程序上也应跟进，以保障其适格性及证人权利。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理性选择

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始于近代国家,并呈现出国际化发展趋势.考察美国"权利法案"等宪法性文件确立的人权保护理念和宪法性权利可诉制度,所展现的是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设置有诉讼权利特殊保护条款,为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在审慎借鉴中逐步调整刑事诉讼权利宪法保护的力度.     

从国际法角度论我国儿童权利保护

儿童权利的保护是人权保障方面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问题,保障儿童权利的公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不断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保护儿童权利也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义务。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吸取国际法在保护儿童方面的先进理念和规定,使得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国际法的规定接轨,保障相关的制度体系不断得到完善,真正实现宪法在保障儿童权利方面的承诺。     

论刑诉中儿童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制

儿童证人是证人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儿童证人的认知水平、感受水平以及记忆水平与普通证人相比都有所欠缺,影响儿童证人证言的因素也比较多,相对于普通证人而言,儿童证人更容易受到心理暗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对儿童证人证言的采集,证据的采信等相关的一系列程序,有重要的意义和现实性.儿童证人的证言程序规制,既是对儿童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体现.     

被告人刑事司法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我国被告人刑事司法权利的保障与国际人权公约中最低限度保障标准之间的差距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同时也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合理吸纳国际人权公约中最低限度保障标准的内容,已是大势所趋。面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之间的差距,应当及时修正刑事诉讼法,以实现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对接。     

论刑诉中儿童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制

儿童证人是证人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儿童证人的认知水平、感受水平以及记忆水平与普通证人相比都有所欠缺,影响儿童证人证言的因素也比较多,相对于普通证人而言,儿童证人更容易受到心理暗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对儿童证人证言的采集,证据的采信等相关的一系列程序,有重要的意义和现实性.儿童证人的证言程序规制,既是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完善证人制度的几点建议

证人制度的完善是刑事司法改革的迫切要求和必然结果。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例如证人拒证等现象普遍存在。为此,应从侦查人员到法庭作证的身份如何确定及证人拒证是否可以强制问题等方面加以完善,使证人制度有效、良好的运行。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研究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证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难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完善我国证人权利及其保障制度、完善立法、加强对公民的法制定位和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证人出庭制度研究——从完善刑事诉讼的视角谈起

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中的一种,对于查清案件事实十分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诉讼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证人出庭率却十分低,从各地的统计数字来看,证人出庭率普遍不足5%.甚至在一些案件中,证言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是作为陈述证言的证人却拒不出庭,其实就意味着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所以,在运用这种证据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要求证人出庭接受审查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试从刑事诉讼人手,分析解决证人在诉讼中出庭的问题.     

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更加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但证人保护与被告人知悉权、对质权可能发生冲突,各国为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平衡,包括限制披露证人身份信息和采用视频技术或设置屏障的方式出庭作证等。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在平衡证人保护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打击报复证人罪若干问题新解

打击报复证人罪应当被定义为:是指对在诉讼中提供于己不利证言的证人实施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本罪中所言“证人”,不应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证人;本罪中的“证人”与诉讼法相关条文中规定的“证人”的含义是一致的,举报人并不必然属于证人;本罪的行为基本方式包括不作为;本罪发生的时间段是诉讼活动开始以后的任何时间;本罪的罪过形式是直接故意。在本罪的认定上,应当注意本罪与报复陷害罪、妨害作证罪之区分,并正确处理本罪的罪数问题。     

民诉法修改与证据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修改民事诉讼法过程中,应注意证据收集制度、证人制度、鉴定制度与勘验制度的完善.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指导下,必须建立强有力的证据收集制度,法院应充分起到当事人的保障者与辅助者的角色.在证人制度上,应采取灵活的证人询问方式,强化证人出庭义务、增补证人拒证权、证人宣誓的规定.鉴定与勘验制度应借鉴德、日两国的相关理论,尽快弥补立法上的缺失.     

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作证之保护——由“校长拒绝警察询问学生”切入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中，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亲属负有作证义务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针对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机制存在疏漏。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亲属间的作证特免权，完善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考虑到证人人权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今后立法上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借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未成年人作证的保护。     

从“审被告”到“审证人”?--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庭审模式转型刍议

以“审被告”为主要特色的我国传统刑事庭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为此应当构建一种以“审证人”为主要内容和表征的刑事庭审模式。我国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在要求和强制证人出庭方面的进步,体现了“审被告”模式向“审证人”模式转变的思路。而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变“以侦查为中心”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庭审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今后的刑事庭审模式改革,应在坚持已有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证人出庭力度,完善严格证明规则,同时赋予被告人沉默权,逐渐淡化“审被告”模式色彩,实现“审被告”模式向“审证人”模式的彻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