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乡村革命——以晋绥边区为考察对象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乡村变革的两大重要变量.革命根基牢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虽受日本侵略破坏,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政策是其乡村变革的主要原因,亦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外在动力.党在乡村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其影响巨大.然乡村之变化并非按党的政策合理演进,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抵制.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正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位于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蔡家崖村。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原为晋西北著名开明士绅、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先生的故居和私家花园。该馆由上下两个院子组成,建筑物主要是石拱窑洞、砖包大门、起脊瓦房等。充分体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地方民居特色。1940年1月晋西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等人,在岚县史家庄召开了晋西北军政民高干会议,决定成立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1941年8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北大核心CSSCI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普及,抓住戏剧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教化方式,通过对其内容、形式的改造,将其逐渐发展为蕴含着革命话语的革命戏剧,在提高农民素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构建了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的话语体系,并运用革命戏剧的形式进行有效的传播。传统戏剧的改造与革命话语的输出统一于革命戏剧,革命话语通过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的方式嵌入革命戏剧,让民众真正认可并实践革命话语,有效地推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和传播。     

早期中国共产党与乡村社会治理——以农民协会为起点的考察

以农民协会为组织基础,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湖南的革命区域已初见成效。农民协会介入下的乡村社会治理,虽然受到革命环境的限制,但也初步发挥了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集体力量的伟大。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的斗争强化了中共的政权意识,是中共政权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共重塑乡村社会的革命实践,初步构建了乡村建设的图景,既是中共乡村建设思想的起点,又为当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的借鉴。     

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以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动员成效直接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扩红运动中,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在乡村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在进行舆论宣传、优待红军及家属、开展归队运动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这些动员活动点燃了苏区群众的参战热情,实现了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间的良好互动.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建党前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乡村革命的探索。中共一大规定了超越阶段的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但因没有精力,就没有规定去实践。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以及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对乡村革命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并作出了决策。地方上乡村革命实践早在建党前就开始,经过一大、二大走向深入,因为理论准备不足、决策不够、敌我力量悬殊,导致暂时失败。但这段时期的探索为以后提供了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冬学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晋绥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从1940年初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由于战争局势变化、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等因素,边区冬学运动经历了从工作中心边缘到工作中心之一的发展历程。冬学创办初期,群众的"支差"心理与干部的"拉差"行为比较普遍,但在边区政策的强力牵引下,冬学在教学内容、组织形式、作用等方面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群众文化热情不断升温。得益于此,读报不仅成为群众的需要,而且变得可能,冬学运动与读报运动也逐渐合流。冬学是工农通讯员的"摇篮",是基层新闻"短训班",也是乡村黑板报的源头,使"大家办、大家看"的群众路线办报方针在边区三级报网中得到贯彻。     

抗争与妥协: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乡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动为例

随着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深入,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1928年的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在暴动中,农民要求攻打县城,并错误地提出了杀尽城里人的口号,中共永定县委对此强烈反对;在攻城失败后,县委把农民暴动引向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农民因敌我力量悬殊转而被迫向敌人妥协求和,遭到中共党组织的反对,并导致了部分求和代表被暗杀。1928年永定农民暴动反映了近代城乡关系发展和变化,也是中共推动革命发展的生动例证,它体现了中共和农民在革命方式选择上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     

革命与乡村文化

正[主持人语]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上,还表现在乡村文化上。对于革命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革命从乡村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却又不得不承受乡村文化带来的制约。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外学界着墨并不多。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本组文章,希冀通过具体事项的考察,揭示革命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李军全的文章通过建国前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俗节日(春节)习俗变迁的考察,阐释了革命动员、民俗文     

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辨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为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因此,将革命等同或局限于暴力夺权的政治革命是严重误读,并成为大多数相关错误观念的立论基础。本文就"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执政"、"革命与改革"三对概念进行了辨析,以此来澄清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些模糊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来看,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干的是革命,执政和改革时期所从事的同样是革命。因此,新时期仍然必须保持革命的理想、作风和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接力奋斗。     

从乡村自治到苏维埃革命——以国共两党对农会和民团的认识演变为中心

乡村自治反映了国共两党共同走过的一段思想历程。这段历程清楚地展现了国共两党的自治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半正式乡村治理格局发生碰撞的思想轨迹,以及两党隐含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路线的国家主义诉求。以平民民权为理想或口号的乡村自治,既不能实现国民党重建乡村秩序、摆脱政治危机的企图,也不能彻底满足共产党自下而上重组和控制乡村政权的诉求。它的客观作用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阶级动员效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杠杆,最终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道路。     

革命运动与1920-195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近年学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90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在革命运动与1920—195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和尚需深入之处。     

地缘革命学: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缘革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人———境关系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缘起。赣南、闽西能成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其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质:集封闭性与外向性于一身。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共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当然,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娴熟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以公社时期的乡村为对象

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从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但从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五四纪念与五四传播——以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为考察对象

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活动是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历史轨迹,推动了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年年的五网纪念活动,使得五四运动得到正确的历史阐释,五四象征符号有了传播机会,五四精神得以弘扬和延续,指明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前进方向。     

基于农民需求视角下的乡村数字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调研对象

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力引擎。基于河北省139份乡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农民群体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较为向往,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党建、数字村务治理、数字公共服务、数字公共安全五个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政府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民需求,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强化数字党建、配套保障、数字赋能、整体性治理等路径,完善乡村数字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与自我革命长效机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渊源,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政治品格和使命情怀的表现,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永葆活力的途径,体现着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立场和共产主义信仰,秉持自身的初心与使...     

试论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

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泽东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梁漱溟则以“士”的立场看待中国农村;毛泽东认为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村已形成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农村无阶级对立,更无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主张从废除封建地主占有制的土改斗争入手,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而梁漱溟则主张走“乡村建设”的改良之路以解决农村问题。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与后来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传承关系:首先,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之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之侵略势力,为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次,它失败的经验教训还给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想材料.尽管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的辛亥革命斗争,已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但它的里程碑作用,及其革命先辈们的爱国革命和奋斗牺牲精神,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与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