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建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刑法文化移植（下）

(２)苏联和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批判吸收德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这种理论一方面保持了十九世纪的关于犯罪构成要件是成立犯罪的主客观各种要素的总和的观点 ,又加进了社会危害性的内容 ,认为犯罪构成是苏维埃刑法规定的说明社会危害性特征的诸要件的总和。在犯罪构成的要件上 ,把它们明确分为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要件 ,使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方面的要件得到统一（见前引何秉松著作）。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初 ,它几乎是原封…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适用——从三阶层与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说起

通过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明显优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吸收其优势——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有关三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我国刑法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适合我国的刑法体系。     

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理性检视与合理借鉴

对于犯罪论体系,学界主要有三种典型的分类：以德日为代表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双层次犯罪论体系和以中国大陆、前苏联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其中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更具影响。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作为犯罪的成立理论体系,为法官认定犯罪提供了从客观到主观、从形式到实质、从一般到具体、从积极到消极的操作程式。对其检视应坚持公正的立场、正确的比较方法,以案件事实与刑法规定对接的逻辑性、实用性为检视标准。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应以法官认定犯罪的思维进路为基准,借鉴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合理成分予以改进。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宽与严

随着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作为我国重要基本法之一的刑法顺应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此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刑法典做了全面、系统的修正,回应了新时期、新形势对刑事立法工作提出的新挑战,同时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宽严相济”的法律思想。此部修正案兼顾了“严”与“宽”两个方面,既强化了刑法对社会治安大局的控制力,增强了公众的安全感,又有益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和谐稳定。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真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     

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论的巡历 --兼论我国相关理论的发展

评析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中的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在我国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足以解释其因果关系,应将客观归责论引入我国刑法理论。     

论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异质同构特征

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体育文化的未来发展有两种不同的走向,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东西体育文化本质是异质共生的,然而二者在文化结构上具有同构性。借助于体育文化结构中的符号象征系统可以促成东西方体育的文化自觉,使两种不同的体育文化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异质同构,构建起一个多元的世界体育文化新体系。     

合流与分野:论刑法与侵权法上的事实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确立以行为人责任为中心,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建立以填补损失为要旨,二者机能不同,这在事实因果的判断中有所渗透。事实因果以条件说为核心命题,进而产生了基于其缺陷的各种修正学说,在侵权法与刑法领域不尽相同。表述修正说可以解决假定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问题。原因说可以区分"条件"与"原因",缩小打击面,主要在刑法领域得以适用。NESS标准能够妥善解决赔偿责任分担问题,不得任意扩张到刑法领域。协同行动方法、确信概率说本质上系因果关系推定问题,不能渗透入刑法,疫学因果关系应当被否定。刑法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大相径庭,不可混同。     

论当代大学生接受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当前,影响和制约当代大学生接受文化存在着十大主要矛盾:大学生培养目的的要求与其阅读取向;大学生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大学生个体文化困惑的自助与他助;大学生知“道”与体“道”;学校文化教育内容的设计与遵循文化习得规律;大学生文化教育的高要求与教师的文化素养;大学校园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大学生的文化高需求与文化供给不足以及民族文化危机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以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高认识,转变教育观念;通过加强国家文化安全立法;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实施“读经典名著”计划;系统开设文化教育课程;举办人文知识讲座等措施切实增强大学生接受文化的效果。     

论刑法中的“尊老爱幼”——对《刑法修订案（八）》的解读

2011年3月,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经过数十载的不断探索、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宏伟目标。作为该法律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刑法》在今年也完成了自身的第八次修正——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     

文化国力论与文化建设的新方略

文化国力论思想的提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新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对于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世界范围文化产业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创造我们的文化名牌产品,以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意义与幻像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它们从总体性原则出发,阐释出文化革命、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批判的具体策略,开辟出一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路径,并由此对20世纪人类社会图景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文化批判理论的逻辑终局也使其理论思想逻辑的局限性显现出来。     

从历史诗学到文化诗学：后现代历史理论的文化论转向

语言叙事始终是困扰西方知识界的理论难题.无论是德里达式以符号游戏截断语言指涉,还是福柯式以话语结构置换文本叙事,后现代历史诗学都无法避免其所固有的表征危机与理论偏执.新历史主义在对历史终结论的认识论批判中提倡从传统社会史到泛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使历史诗学在文化研究的关照下突破文本主义牢笼而实现文化与文本的形式对话和阐释共鸣.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历史文化的定位——兼论《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的特点与意义

在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不仅正在焕发新的青春与活力,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他觉"北和"文化互觉"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也方兴未艾.<沧桑与瑰丽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正是中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园地中的一支新开的奇葩.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2010年8月23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     

论科学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基本关系

科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财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科学文化的精髓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推行科学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提倡科学发展观,摈弃指数崇拜、推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的说明——2005年12月2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的说明。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8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关于修改刑法有关规定的建议稿,有些全国人大代表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刑法的议案,     

"复归"论的文化意蕴与理论局限——以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为例

梁漱溟是近代以来"复归"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复归"论不仅在中国文化的困厄时期坚卓地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而且亦从特定的角度突显了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与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演进之现代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复归"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曾以偏颇的形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今天,我们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一元文化观与"中国文化中心论"所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则需高度警醒.     

从"纠偏论"、"补缺论"到"本质论"——和谐社会理论的内涵拓展与科学定位

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以后提出,并在十七大正式确认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但是,人们对和谐社会理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纠偏论",即将和谐社会理论定位为对过去一段时间实践中所出现的偏差与不和谐现象的纠正;第二阶段属于"补缺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是对过去只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忽视社会建设的一种理论补全,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理论;第三阶段属于"本质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社会建设范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经过三个阶段的提升,和谐社会理论的内涵不断拓展,科学定位得以确立,历史意义更加突出。     

张昌尔同志在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根据中央部署，我省文化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建设中西部文化强省，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深入推进改革，繁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使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作出新的贡献。当前，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