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中的违法性研究

本研究中对于违法性的概念采取广义之定义,即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者侵害他人的权利的行为以及故意违背善良风俗和其他注意义务等的行为.关于违法性是否应列为侵权行为的要件,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违法性要件否定说和违法性要件肯定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违法性与过错的区分,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违法性在于客观,因此违法性应当...     

论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

自然犯、法定犯是犯罪学上的一种重要分类。自刑事实证学派大师加罗法洛将其发扬光大以来,这种区分对于刑法学中的诸多命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人身危险性、违法性认识、刑法谦抑性等。这种分类对于少年司法的定罪、量刑、处遇、范围等方面也有重要启示,可以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以促进少年司法精细化发展。     

刑事源流研讨会会议综述

华东政法学院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于2005年11月3日召开了刑事源流研讨会。会议由徐建教授主持,与会刑法学、犯罪学专家围绕“刑事源流”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夏吉先教授首先做了发言,指出其新著《刑事源流论》并非刑事源流史学著作,而是在刑事学科领域内的一种学科理念主张,整体刑法学、刑事一体化、刑事源流论所用的词语虽然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相同的。他从社会的变迁中感悟到犯罪问题动态研究的重要性;从刑法学上的“因果论”研究感悟犯罪学上的“源流论”研究的重要性;从刑法学与犯罪学谁先谁后之争,感悟到刑事一体化理念的重要性…     

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检视与实践反思——以涉假药、劣药行为的《刑法》规定为例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呈现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现象,其出现符合社会治理的需求,并非“过度犯罪化”的表现。但在以涉假药、劣药为代表的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可罚性问题,以实现法律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     

无责任能力未成年人侵害行为的刑法评价

无责任能力未成年人侵害行为的性质决定了正当防卫和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主观违法性论认为,无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不属于刑事违法行为,客观违法性论认为,无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属于刑事违法行为。主观违法性论和客观违法性论都存在缺陷,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应当认为,刑事不法的评价以行为人具有结果回避能力为前提,结果回避能力以结果预见可能性为前提。因此,无责任能力的未成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事不法行为,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结果回避能力和结果预见能力。     

轻罪诉源治理视野下醉驾案件争议车型认定问题的思考——以“违法性认识”为切入点

危险驾驶罪作为典型的轻罪案件,已取代盗窃罪一跃成为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罪名,是名副其实的“罪名之首”。在危险驾驶案件当中机动车尤其是特殊车型（如燃油助力车、超标电动车）车辆性质的认定标准较易模糊。笔者以违法认识偏差为讨论基础,分析了相关规定对争议车型界定模糊的规范困境及有关部门的认定混乱的管理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笔者最终认为,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当中,违法性认识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治理缺陷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囿于刑法体系内思考相应的对策,而是应当将视野放归于社会综合治理的大格局下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案,以达到轻罪诉源治理的最终目的。     

浅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问题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法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对于刑法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笔者将在我国当前国情下进行一些犯罪构成理论问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刑事诉讼背景,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以期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经济刑法理念的转向: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

近年来,金融商品交易等领域频繁发生大案要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司法及研究范式仍然桎梏于统制经济刑法思维之中,无法应对自由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自律机制始终难以健全,因而很难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供有效的辅助。在统制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经济刑法的根本理念应当是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为此,建构经济秩序的机能应当服从于保护国民经济权益的机能;应当依据保护法益的实质内涵来区分制度依存型经济刑法与权益保障型经济刑法;应当放弃刑法优先主义的规制思维,转而构建起以企业自律为主轴,行政处分与民事追责为辅助,刑事制裁为补充的新型规制机制;应当突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作为出罪事由的积极意义,并将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对象限定为刑事违法性。     

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和互补共进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人,刑法学关注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是"陌路人"?在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由于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但是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犯罪依然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生状态"。因此,如何认识犯罪的生存和产生的原因,如何实现对犯罪的全面预防和遏制,如何扭转重严惩轻预防的刑事政策,其更大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将历史地降临在犯罪学身上。犯罪学和刑法学如何实现相互联动和互补共进,将是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共同任务。     

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论纲

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中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学界所倍加关注的问题。国际刑法学协会第17届大会及其预备会议就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进行讨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就中国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概念，中国刑法史上关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沿革，中国现行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国刑事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中国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等问题，分析论述。     

再论管制刑的废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分析对象

管制刑的废除已是我国刑法学界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制定与修改的诸多问题中,管制刑的存度总是能吸引最多的关注与探讨.从已有关于管制刑存废问题之理论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尤其是当前最为热门的刑法第八修正案(草案),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刑法中管制刑的存在弊大于利,应予以废除.     

农村留守人群刑事司法保护法理研究——以检察职能为视角

留守人群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是现代社会与传统乡土夹缝里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与刑事被害问题日益凸显，对农村留守人群进行特殊的刑事司法保护也成为预防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保障农村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键。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考虑到恢复性司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预防与被害保护以及刑事一体化理论下的多机构协作与诉讼机制衔接，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施行对留守人群的刑事司法保护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违法性认识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虽然"三少年杀师案"在媒体上十分轰动,但刑法学人的冷静沉着值得肯定,其后的处理也有条不紊,且有章可循,这种反差的背后所隐藏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值得思考。在未成年人违法性认识不要说和必要说之间强化刑法之前的部门法防线,变长期以来任意性普法为强制性普法,才有可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否则在舆论哗然的背后不做实质性改变,等待的将是类似案例出现时舆论的再次哗然,而不变的却是未成年加害人的不幸命运,这是行进中的中国法治不应付出的代价。     

中国刑法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论之反思

刑法学领域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学派之争方兴未艾,争论激烈。其争论的本质涉及犯罪论、违法性判断依据、倡导的功利主义类型、法治观等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博弈。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哲学思考

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随着"癖马案"等判决而受到全世界学者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期待可能性理论慢慢成为刑法学问题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最终成为了规范责任论的核心理论。该理论的产生基础,在哲学讨论上也充满争议,本文旨在浅析该问题下的几个关键法哲学观点,为理解期待可能性理论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三性”犯罪论体系的初构

“三性”犯罪论的构想,源于笔者对什么样的犯罪构成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需要的理性思考,是以承继“四要件”为基,以借鉴“三阶层”为辅完善犯罪论的体系性构想。在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层次构建上,以“三特征说”为基调,注重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间的协调对应,以社会危害性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应受惩罚性要件为犯罪构成,采顺序排列,递进判断,突出强化“社会危害性”的工具属性和实质要件定位。在内容充盈上,首先完善社会危害性要件内涵,以客体要素和程度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其次调整刑事违法性要件归类,以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观要素为正向结构评价要素;最后厘清应受惩罚性定位,以刑罚要素和阻却要素作为反向结构评价要素,从而形成“三性”犯罪论,以期为理论与实践互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矜老”:刑事宽容制度透析——以我国老年人刑事宽容制度为视角

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老年人犯罪的宽容制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文从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老年人违法性认识、老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等各方面阐述了我国老年人刑事宽容制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的缺陷,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特点及犯罪特征,对比研究国内外文献,对我国老年人刑事宽容制度在刑事宽容年龄起点、死刑免除及程序完善方面提出了些许看法。     

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理性反思与完善

职务犯罪严重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以及新形势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在犯罪学、刑法学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操作中明显出现了职务犯罪轻刑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有效规范官员的职务行为、保证职务的廉洁性又形成了一种障碍。从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职务犯罪在罪与罚上存在脱钩现象,出现了轻刑化的倾向,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为完善刑罚结构提供有效借鉴。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的认定——要素分析模式的提倡与运用

运用整罪分析模式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故意时，无法合理解释“情节严重”的认识问题以及“刑事推定下明知的过失化”现象，造成本罪故意认定困境。与整罪分析模式截然不同的要素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要素分析模式下，故意的成立仅需行为人对构成要件行为不法性有“明知”即可，其他犯罪事实要素的主观心态在所不问。以此为准，当行为人对自己所提供帮助行为违法性以及他人网络犯罪行为有所“明知”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中的“明知”即使因刑事推定方法而过失化，也不影响本罪故意认定。“情节严重”的各项情节中，除与帮助行为非法性提升存在密切关联的情节需故意心态外，其他的只需过失心态即可。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重读与重构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范畴上承古老的自然法思想,下启现代的刑事法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自然犯与法定犯在区分标准和实际价值上的争议主要源于该范畴从犯罪学向刑法学,应然立法向实然司法和国际刑法向主权刑法的历史演变。在罪刑法定原则统摄刑事法学的背景下,滥觞于犯罪学的自然犯与法定犯范畴理应进行现代刑事法学的概念更新和理论重构,从而在区分法定犯和行政犯的基础上建立自然犯与行政犯的范畴,促使立法者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建立稳定性与适应性并存的刑事立法模式和完善不同犯罪类型的法律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