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范畴中的思想评说——就如何认识毛泽东对孔子“中庸”说的评价就教于坚毅、宋进等同志

坚毅同志在《关于张闻天论著中的“三分法”观点》一文中,论及了毛泽东同志对孔子“中庸”观的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中庸”观是肯定的。针对坚毅同志的这一观点,宋进、王玲同志专门撰文《应该全面理解毛泽东对“中庸”的论述》,展开商榷,指出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肯定“中庸”观。本文认为,双方的论争虽然有助于搞清楚毛泽东同志对孔子“中庸”观的评价,但仅仅在肯定与否的层面上加以探讨是无法搞清楚毛泽东同志对孔子“中庸”观的评价的实质的。本文拟从如下几方面对毛泽东同志这一评价的内在义理加以探讨,以此就教于坚毅、宋进、王玲同志及其他理论界同仁。一、毛泽东对孔子“中庸”评价的前后矛盾及他的“中庸”释义与“中庸”本义间的逆差     

《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张闻天依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毛泽东的“讲稿”,结合自己以及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提纲,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鸡鸣三省”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决策以及刚接收的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张闻天对决议文本进行了认真修改。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16日,张闻天又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决议文本。为增强说服力,文本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为维护党内团结,文本最终隐去有关领导人姓名。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精辟论述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张闻天的旁征博引使得《遵义会议决议》更加有血有肉。在《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共领导人中是谁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很多文章认为是毛泽东。《北京日报》刊登黄少群、匡胜的文章说，据查证，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是张闻天。     

析朱熹"'诚'为《中庸》之枢纽"

朱熹《中庸章句》明确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而《中庸或问》又通过对＂诚＂的界定,以及通过对《中庸》第一章至第二十章＂诚＂的内涵分析和对第二十一章至最后一章有关＂诚＂的论述的概括,进一步论证了《中庸》的大义在于＂诚＂。朱熹的这一观点,对于解读《中庸章句》人来说,是不可不知晓的。     

西安群众日报社何时出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最近几年 ,笔者利用本人收藏的革命历史文献进行了一些版本研究工作 ,发现在一些有关毛泽东著作版本的著述中存在着与事实不符的问题。笔者先后写了“谁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晋冀鲁豫版《毛泽东选集》清样本和初稿本”、“关于《毛泽东自传》最早中文译本的再商榷”、“《基础战术》不是毛泽东著作”、“《态度问题》不是刘少奇著作”、“对‘《毛泽东自传》发现整理出版始末’一文的质疑”、“胶东新华书店出版《毛泽东选集》是翻印大连版吗 ?”、“关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一则疑问”、“1 93 6年没有出版斯诺有关毛泽…     

不应否定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与裴焕利商榷

裴焕利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裴文),肯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却又认为这种“对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一、裴文的逻辑矛盾难以根除裴文既承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又说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错误的纠正不是纠“左”,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二、裴文对纠“左”含义的理解有片面性在对纠“左”含义的理解上,裴文片面强调了质的规定性,忽视了它在不同条件下规模     

林彪何时成为接班人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所刊《毛泽东与领袖接班人问题》一文说:“林彪利用‘文革’使自己成为‘二号人物’之后经历了好几年才正式成为接班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样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至于所谓“正式成为接班人”,难道只有写进     

张闻天研究小识三题

我做一个简短发言，讲我自已在工作中接触张闻天研究中的三点感受。 第一点，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按劳取酬）”提法的由来。 这个问题是从我研究毛泽东著作中提出来的。１９５１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收入了１９２９年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往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备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大家知道，毛选出版时，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各篇文章都作过一些文字推敲和修改。这句话在古田决议中的原文是：“就…     

张闻天之遵义会议如是说

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遵义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会后不久，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是，张闻天为什么如是评价遵义会议呢？其中到底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真相呢？     

不应该用"十年失误"来代替"十年浩劫"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论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

1969年毛泽东在党的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张闻天时曾经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和我合作的;遵义会议后也是好事做得多;还说,王明回国后他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一边的。笔者在编辑《张闻天文集》过程中,涉足到这方面的许多资料,深感毛泽东所说的张闻天在这一时期同他的合作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是实事求是的。值此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笔者在此谨举一些重要史实,对毛泽东与张闻天在1935至1938年若干重大事件中的合作(以下简称毛张合作)及其作用加以论述。一、毛张在遵义会议上的合作有力地促成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实现了党的历史根本转折     

与龙婷同志探讨

2002年《广东党史》第六期刊登龙婷同志来函,以很严肃的标题《编纂党史资料书刊应实事求是》,批评《苏维埃之光》编辑的缺陷,举出三例,还说“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其实,龙婷同志批评“缺陷”,只是“说起”真正要说的是认为编辑者“出于某种目的和考虑,以为去掉‘东江’就可以突出‘海陆丰’,提高海陆丰的地位,殊不知这样做只会起到反作用”,还引用“一位对这段历史有较深研究     

首先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是谁

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形成的标志。《中共党史研究》近期刊登华东师范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的文章说，“领导”与“领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威曾受到多次挑战。1937年3月，刘少奇在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     

毛泽东引语渊源小考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①就这句引语的出处,《毛泽东文集》编辑组详细查阅了徐志摩的论著,未果。②循着编辑组查找线索的思路,笔者作了一点考证研究,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毛泽东的这段引语似为误记。“……之响于幽谷”句式并非出自徐志摩,而是王统照③,并且这个句式出现的语境是描述印度诗人泰戈尔演讲时的神态、音韵,而不是诗歌的意境。1924年4月23日出版的《晨报》,刊登了一则通讯,名为《今晚抵京之太戈尔》…     

《易传》、《中庸》中的生态意识

《易传》、《中庸》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思想对当前构建新的生态哲学在本体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易传》提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物之所生之模式。《中庸》亦提出万物由“博、厚、高、明、悠、久”的“天地”所生出。既然万物均由天地化育，那么作为万物中的一分子的人与万物其它成员乃“民胞物与”，应该“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中的“裁成辅相”和《中庸》里的“参赞化育”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求这一能动性在“尽物之性”的基础上发挥。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究竟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

阅读《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见有《毛泽东何时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该文原是对笔者2014年2月发表的《“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的批评.该文问道:“毛泽东提出‘刘邓可以分开’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从该文所述,方知该文作者近年才见到毛泽东“文革”中的上述指示.因《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2013年12月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拙文引证的则是十年前出版的历史文献,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至于该文称早在1967年10月9日就见到的毛泽东批示,它与4个月前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指示全然不同.请注意,笔者记述的是“首次提出”,至于说10月9日毛泽东删除邓小平名字的批示,时间滞后了数月,这还能算首次吗?     

毛泽东的两篇“窑洞对“

2011年10月，《文汇报犷笔会”发表了一篇《重温“窑洞对”》。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窑洞对”应不止一个版本。这篇“窑洞对”，是“毛黄版”（即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另外还有一个“毛甘版”（毛泽东与甘贝尔的答问）。后者被曾在《红旗》杂志供职的阎长责称为“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

据《胡乔木同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毛泽东针对“九个文件”所写的文章，把王明等人批得体无完肤，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观述评

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主管中共中央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于1940年发表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长篇演讲。当年茅盾拜读此文后深表钦佩,把它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并称作“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张闻天选集》仅收入该文第三节,未全文辑入,故其“新文化”思想迄今未能为学术界所系统阐发、研究;其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贡献,也长期缺少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欲以此文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