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庭审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行立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制约了公诉案件被害人参与庭审的作用。所以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的量刑建议权;采取相应措施使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第二次伤害;承认其与公诉人辩论的权利以及完善公诉案件被害人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利等。     

试论侦查阶段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规定较少,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相称,在司法实践上很难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立法上应当完善被害人在此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正义。     

普通一审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在一审程序中权利保护的缺陷,使被害人参与法庭审判形同虚设。应在立法中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一审程序中的应有之权利,并采取相应措施使被害人在庭审中免受二次伤害。     

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作了重要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由于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又有别于自诉案件,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从理化上加以探讨,无疑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起诉权的法律意义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公诉案件被害人应享有上诉权与申请回避权

公诉案件被害人应享有上诉权与申请回避权徐骁一、公诉案件被害人与上诉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当事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对人民法院一审公诉案件裁判提出上诉。被害人没有上诉权。这一规定的理论基础是对公诉制度作用的夸大认识：公诉制度能够保证...     

论公诉证据标准

公诉证据是公诉机关决定是否将案件提起公诉是所掌握的尺度,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有着诸多明显的局限,应通过立法予以改进和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探讨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刑事和解从实践正式走上了立法层面。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分析,结合《刑法》规定,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自诉案件以及疑难案件进行讨论,提出对于侵犯公法益的案件绝对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核心思想。     

浅议被害人上诉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本文认为我国应顺应世界性加强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趋势,在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完善保外就医罪犯监督制度维护司法公信力

保外就医是刑罚执行的一种特殊情况,由于保外就医监管工作的松懈,致使其不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改造与预防的目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受到公众的质疑。因此完善罪犯保外就医监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需要。     

被害人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探析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陈述是一种重要证据。它是追究犯罪的起点,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机关向其收集证据时,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陈述,干扰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进程,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些案件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社会影响很坏。对于此种行为如何定性,无论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亟待达成共识。     

由“朱令案”谈侦查向被害人及大众公开

侦查公开的对象包括涉案人员、其他司法机关、社会大众等,其中对涉案人员中的被害人以及社会大众的公开由于法律规制弱、容易引发社会探讨、发展滞后等因素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从而备受关注。侦查公开目前在我国有实施的依据和基础,已成为侦查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我国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首先在于淡化其历时已久的权力光环 ,还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手段的本来面目。审判权与检察权在司法性质上确有差异 ,基于案件裁判的客观要求 ,我国司法解释应定位在一级多元的层次上 ;应更多地关注法官裁判案件时的“职权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公报的案例 ,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界定在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 ,合理地运用其拾遗补缺的功能完善现行法律。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认定

非暴力公然获取他人财物行为,是指行为人未使用暴力,在被害人知晓的情况下非法公然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修正解释引入德日刑法有关盗窃的理论,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平和的行为方式。然而,从我国已有的法律传统出发,结合我国现有的财产犯罪立法例,及目前普通民众的朴素认识和司法实务的现状,将盗窃行为扩大至公然、非秘密的行为方式还不成熟。未对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采用人身强制,但是以为财物所有人和保管人知晓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夺。     

证人宣誓制度的哲理化构建

证人宣誓制度同时具有仪式化与法律化的双重结构和价值，发挥着仪式化、法律化的预防功能和惩罚功能，而上述基础和功能在当下中国是残缺不全甚至完全阙如的。故此，我们不倡导仓促建立西方标准意义上的证人宣誓制度，仅建议将司法解释中现有的证人签署“如实作证保证书”的制度加以完善，增设“签署并当庭宣读如实作证保证书”的立法规定。     

家庭暴力司法干预的调查与思考——以陕西省为例

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主要调查了解了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咸阳市和商洛市及安康市所辖部分县区内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干预职能、职责分工、工作机制、处理措施、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执法现状等情况,分析了陕西省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类型、特点及危害后果,并提出完善相应的司法干预机制和相关立法的建议与对策,其中重点建议应切实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促进对法律保护人权这一基本精神的认识与理解,真正厘清和正确把握法律规制家庭暴力与维护家庭和谐的关系。同时急需制定与完善陕西省防治家庭暴力的统一的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及司法干预的机制,包括有必要在陕西省基层法院选点尝试开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司法保护措施,即设立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人身安全的保护裁定（民事保护令）制度。     

确立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之构想

侦查人员在其参与侦查的案件中出庭支持公诉，接受法庭调查，证明侦查程序和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一做法明显有利于维护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现阶段我国建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有现实基础和法律基础，基于此，应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     

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法律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司法惯例.根据我国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检察机关介入案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建议从理论上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形式和范围进行严格限制,正确处理检察权、审判权和行政权之间平衡与制约的关系,针对公益诉讼案件的不同性质,动态调整检察权的参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