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非自贸区及其法律体系之探讨——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借鉴

非洲国家作为中国密切的经贸合作伙伴,将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作用。中非可合作构建的自贸区在主体性质、政治诉求、经济动因等方面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具有相似性。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在目标的确定、推进的步骤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为中非自贸区及其法律体系构建提供借鉴。未来中非可在吸收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建设过程要循序渐进、法律制度要开放健全、组织机构要专门设立以及争端解决要权威高效目标的要求来构建自贸区及其法律体系。     

我国“国家有关规定”规定的立法完善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中含有“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条文非常多,将这些条文进行粗略的分类,按照涉及技术类规范制定、引导法律适用、另行引用专门规范、作为兜底条款加以引用、涉及细化规定等可划分为5类。在不同的分类中,“国家有关规定”规定的效力不同,有的是绝对有效,有的是相对有效,有的则是模糊不精。必须在保证立法科学性、合法性、民主性的前提下对现行含有“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清理,同时在新制定法律法规时要分清情况,慎用“国家有关规定”字样的规定。     

法治文化大众化制约因素分析——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

构建新时期的大众法治文化，必先根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思想以及重情轻法的熟人社会传统。     

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怎样看待法治——以刑事侦查活动为视角

法治是神圣的,但不是完美的.通过对刑事侦查活动中现实思维与法律思维的辨证关系的揭示,指出法治虽不完美,但仍是神圣的.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不必要——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视角

随着从法律的确定性到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样观念的嬗变,司法中心主义逐渐代替了立法中心主义。语言的开放性导致法律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刑法立法解释不可能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刑法司法解释完全可以取代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没有存在的必要。     

行政裁决制度的地方立法安排——以避免行政法律风险为视角

行政裁决制度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重要制度之一,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具有高效经济、专业性强等优势。实践中,我国行政裁决规则不完善,行政裁决范围不明确,裁决机关职权不明确,行政裁决程序规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裁决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亦导致行政机关不愿履行行政裁决职能,使行政裁决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基于此,行政裁决地方立法中,应当坚持实体问题宜粗不宜细、程序问题宜细不宜粗的总原则,明确行政裁决范围,规范行政裁决机关职权,健全、细化行政裁决程序,在促进行政裁决工作开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在裁决中的法律风险。     

超立法原理：对哈耶克法治理论的重构与反思

哈耶克的法治观是由自发秩序理论衍生而来的,法治原理的根基在于建立在无知论之上的自生秩序理论。由此法治之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即保障自由的法律。于是,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误解了法实证主义的社会命题与分离命题,对法实证主义的法治观进行了极端的解读;其次,他的法治三原则无法直面真实的法律实践,而且排除了权利,也无法有效实现控制权力之专断行使的目的。因此,这种古老而空泛的法治理论也许只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     

对我国“法律语言”概念的反思

法律语言概念的定义,在我国多种多样。每一种定义虽然都有其闪光点,但也都有内在的缺陷。多样化虽然促进了我国法律语言研究在许多方面展开,但影响甚至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尽管科学地重新定义法律语言的概念并不容易,但解决因法律语言多种概念而遗留的问题则更难。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保险诈骗罪共犯法条性质分析——以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为视角

保险诈骗罪属于身份犯,刑法分则第198条第4款关于保险诈骗犯罪共犯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旨在提醒司法人员对诸如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非身份主体为骗保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帮助行为的人与保险诈骗犯罪主体成立该罪的共犯。本款不是关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需要满足刑法总则关于共犯成立的条件,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单方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骗保提供条件的,构成犯罪的应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论。     

试论我国立法中的“口袋”现象及其对法治的影响

在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规章大量存在的今日,为避免对相关行为调整中空白点的出现,立法者广泛采用对某一类规范不穷尽列举加“其他情形”或类似词句笼统概之的模糊技术处理,以期增强法律规范的包容性及适用性,但这种类似“口袋”性质的条款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缺陷: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有可能被执法机关滥用,从而侵犯公众权益、危及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中美性骚扰立法的差异分析——对我国反性骚扰立法的反思

性骚扰立法的司法实践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国性骚扰立法中很多值得借鉴理念，反性骚扰的嵌入性、责任主体的多元化、性骚扰概念多层次界定等对于完善我国反性骚扰法具有一定的价值。     

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升执政能力,是新时期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政法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由权力主导转向权利本位,用法治方式消解革命方式的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变革.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结合起来,以避免出现背离法治精神的误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治如何实现的方法论基础,因而必须在法治战略上或者法治意识形态上,坚守法治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义,将法治进行到底.     

“流氓软件”的法律规制——基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视角

流氓软件日益猖獗,反流氓软件浪潮应运而生,但是效果不佳．反流氓软件行为之所以遭遇尴尬,主要是因为缺少直接对流氓软件规制的法律,流氓软件和反流氓软件都游离于法律的边缘．现行法律并不是对流氓软件毫无办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都可以为反流氓软件提供法律依据．主要是当前的法官应该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应当果断地为反流氓软件提供司法保护．     

“后立法时代”与精细化法治

2010年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这一成就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它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然而,形成不代表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没有最终完成。     

法律与道德对“第三者”行为的调整

对于当前久禁不止的"婚外情","第三者插足"等消极现象的社会调整,单采用道德调整或法律调整都是不够的,应当采用道德和法律双重调整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婚姻家庭的稳定。     

论区域法律体系——以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为视角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复杂的国家法律组织。它们的法律体系，都包含区域性组织的立法。在俄罗斯法律体系中，不能说存在着独立的区域法律体系。但是，存在着国家法律体系的区域组成部分。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这些区域（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的存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思考——以李某诉某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案为视角

目前,我国有关不定时工作制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不足,立法较为笼统,范围界定模糊。实践中一些地方立法试图改进目前的状况,如2009年5月,深圳市颁布了《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但已有人对该地方立法的政策倾向表示担忧。本文拟通过对一件不定时工作制的案例进行评析,对完善不定时工作制的规定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更加科学地规范不定时工作制的用工,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