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时期新旧文化的转型

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是张之洞《江楚三折》中体现出来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但这一文化观较之洋务运动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成为了旧文化体系向新文化体系转换的桥梁。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中，对新文化体系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改书院为学堂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新的文化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是新的文化主体即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及新的文化传播途径和媒介的广泛运用。新的文化体系与旧的文化体系在其内部结构的核心和内部构成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     

论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功能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其一,政治文化的教化功能明显增强;其二,政治文化极大地培育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其三,政治文化是推动与维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无形力量。     

简论转型时期社会公德建设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和应当遵守的基本的行为准则。社会公德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丰富社会公德教育形式,加强自律和教育;三是加大法制规范力度。     

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论共和国初期的文化建设

建国初期,为了实现新旧社会形态的顺利过渡,党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重建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新旧社会的转型,但也留下了一些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及重构

"内卷化"是指事物在外部条件受约束情况下内部精细化、过密化发展的一种现象,内卷化发展模式下的文化是在表面有进步,而内部陷入路径锁定的自我重复、自我懈怠和自我消耗的一种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具体表现为思想内核、文化结构以及文化发展视野的内卷化。文化发展陷入一种自我重复而创新突破不足是由其内生动力不足、能量交换缺失及故步自封等多重因素综合造成的。当代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从内生动力、外来动能、创新驱动等方面进行重构,避免传统文化进一步的内卷化。     

五四时期道教批判述论

五四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民族独立以及个体层面的个性解放,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救亡图存以及思想启蒙的运动,这两项任务目标都指向或关乎对包括道教在内的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其中陈独秀以“偶像破坏论”反对道教以正人心,鲁迅以“中国文化根柢说”批判道教,胡适以“贼赃说”指认道教为伪,钱玄同以“剿灭说”主张彻底消灭道教。批判内容涉及对道教长生不老、服食丹药以延年的批判;对道教鬼神、扶乩等封建迷信的批判;对儒道共谋主导之下的民间伦理的批判等。这些批判确实起到了清除人们内心的沉疴,破除封建束缚与压迫,给心灵留白以迎接新思想入驻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道教失去政治庇护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统治社会人心的隐形功能。但是道教并未湮灭,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实践着现代转型以及与时代精神同向而行的重构。     

中国转型时期的政策艺术

政策艺术是指国家、政党为了解决特定公共问题规定行为准则、执行措施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种技巧和方法。中国转型时期的政策艺术主要是抓住时机、果断决策的艺术、抓中心环节的艺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艺术、把握界限的艺术、集思广益的艺术。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视角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终极目标,成熟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与民主的权威政治国家构成了一种良性的平衡力量,使社会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释放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也有一种很好的自我调节功能,通过这种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有效地协调由于政治国家权威的退出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20世纪以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红色文化经历了精英文化、区域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等不同形态的嬗变与重构.革命时代,红色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的精英文化,演变为区域性的苏区文化、抗日根据地文化、解放区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一跃而为主流文化;改革开放新时期,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得到全面释放,红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

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是城市化进程、新市民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新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然要求。它包括构建和谐的物质文化、培育和谐的制度文化、塑造和谐的行为文化、弘扬和谐的精神文化等基本内涵。村改居社区文化转型应该坚持多元取向与一元导向相统一、外灌与内生相统一、层次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     

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探析

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与否是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获得合法性资源的关键。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造成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变革,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面对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断优化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问题刍议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向较全面、较深层转型的特点。转型时期经济实践向传统计划经济道德观和现代市场经济道德观提出了挑战。实践呼唤适合转型时期的道德观。转型时期的道德观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道德文化的精华融汇,是一种承先启后的道德观。根据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实际,转型时期道德建设应体现先进性、广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把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建设作为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战略重点,从经济、教育、法律、管理等多方面综合推进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     

五四时期中国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人格依附的传统社会向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与这一社会转型相对应，政治文化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型——从臣民文化转向公民文化。     

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

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体系,以儒家礼法名教为主要内容,以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然魏晋之际,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崩溃,汉代以来的传统道德陷入危机之中,反道德现象弥漫风行,士人对反道德问题予以深刻的思考,为道德观念的恢复和道德规范的重构提出了新理论,如王弼、何晏的道本儒末,向秀的儒道为一,等等。这些新理论对儒家思想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建构过程中有所吸收与发展。     

论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转型与发展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生成了日本浓郁的富有杂糅特性的岛国文化。这种文化的杂糅就是日本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化的学习、模仿与吸收。日本文化在其自然的演化过程中,自弥生时代的农耕文化,就不断被诸多非本土文化所渗透。从其文化的形成历程看,日本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促成了日本文化的三次历史转型：大化革新前后对中国儒家文化及隋唐文化的吸收;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方民主科学文化的引介与创新;1945年＂二战＂后,借鉴并吸收美国先进的政治及经济管理文化。经过三次质的转型,日本文化成就了日本在世界上无可争议的经济大国地位。而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将随着国家间的经济交往而不断强化。     

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损益补偿的困境及其实现

公共政策损益补偿问题研究,对于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利益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公共政策损益补偿存在补偿范围过窄、标准过低等问题.为了保护受损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要求健全公共政策损益法律制度,完善损益补偿执行监督制度,建立有效的损益补偿申诉制度和损益补偿的参与制度,提高损益补偿程序和信息的透明化.     

转型时期政府利益凸显的解读与规范

政府利益在转型时期是客观存在,对政府信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界定转型时期政府利益的内涵,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规范政府利益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转型时期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问题研究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既是全面推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公安机关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以全国公安机关构建警民和谐关系的具体经验为参照,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全面总结我国多年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工作实践,并从思想认识、指导思想、社会环境、现实问题,以及主客体因素等各个环节的研究入手,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各个层面力求取得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工作的进展。     

转型社会保障制度论

渐进式改革战略必须重视有效化解改革风险,转型社会面临着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的双重约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简称一般保障)的内在功能是化解市场风险,而转型阶段需要构筑转型保障制度,旨在化解制度变迁风险;转型时期存在着一般保障与转型保障双重保障形式的共生关系,彼此分工协作和动态演变,构筑了完整意义上转型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内涵。     

转型时期大学生弱势群体成因研究

该文指出,大学生弱势群体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大学生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潜在的不利因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理论上研究其形成原因,有利于提出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对促进新时期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