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法律权威的非正式约束及突破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入手，建立了一种“人——非正式制度（法律文化）——正式制度（法律制度）”的分析框架，结合社会转型这一时代背景，从人们对法律效能的价值判断、对法权关系的认识模式以及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模式这三个基本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制约法律权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最后，提出了突破非正式约束的基本方法——法治精神的社会化     

论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

目次一、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概念界定二、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成因分析三、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利弊分析四、公共物品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法律规制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供给公共物品的制度层面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然而,非正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     

论我国的行政法治与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我国正朝着行政法治的方向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诸如行政立法缺位与过滥并存、行政执法主体交叉分散、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为此,应加强行政法治建设,行政法治是一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需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并保障其运行和发展。行政法治理论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应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完善法治社会的法制基础以及司法审查制度等方面来推动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以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

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调解退化成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的制度和司法程序中"依附于"判决的制度.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东方发达的调解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解放后我国调解的走俏正是我国的人治社会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判决的短期走强是社会法治冲动的产物.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     

遏制集体腐败 湖南耒阳“最肥”科级单位腐败案

与单个人犯罪相比,集体性的腐败不仅容易引起公民对职务犯罪的憎恶感,也会弱化乃至虚置业已建立的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一直被作为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法治资源的匮乏,各行各业内开展的法治建设也始终围绕着如何建立、完善各项制度资源展开的。集体性腐败的案例表明,制度虽然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但却不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法治建设中,如何充分、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仍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法治制度资源祛魅,并不是否定制度资源的积极意义,毋宁说在法治背景下需对制度资源的价值重新认识,因为法治意味着对任何事情的探讨又不得不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良好的制度仍需要每一个公民的践行才能真正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仍是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治世箴言。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的信赖制度资源,应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公民对法治的信仰,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工作习惯。     

遏制集体腐败 湖南耒阳“最肥”科级单位腐败案--对职务犯罪集体化趋势的思考--解读耒阳矿征办55人集体依法受贿案

与单个人犯罪相比,集体性的腐败不仅容易引起公民对职务犯罪的憎恶感,也会弱化乃至虚置业已建立的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一直被作为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法治资源的匮乏,各行各业内开展的法治建设也始终围绕着如何建立、完善各项制度资源展开的。集体性腐败的案例表明,制度虽然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但却不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法治建设中,如何充分、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仍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法治制度资源祛魅,并不是否定制度资源的积极意义,毋宁说在法治背景下需对制度资源的价值重新认识,因为法治意味着对任何事情的探讨又不得不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良好的制度仍需要每一个公民的践行才能真正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仍是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治世箴言。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的信赖制度资源,应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公民对法治的信仰,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工作习惯。     

非正式规则与法治:“中国难题”的挑战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动力和最大希望都来自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但是“中国难题”对此提出了挑战,其对非正式规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意义的肯定,切断了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论”的逻辑链条.非正式规则的流行及国家层面上的附和不仅弱化了自下而上推动法治变革的意愿,也同样阻碍了法治在“顶层设计”的突破.非正式规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却可能造成多种法治缺陷,甚至可能使正式制度长期受到压抑,无法突破僵局.     

WTO视野中的我国行政法治

在WTO视野中 ,我国行政法治面临着挑战 ,即地方保护主义、内部规范性文件、行政审批制、行政性垄断。迎接WTO挑战 ,促进行政法治发展主要路径是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结合WTO ,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进行审视 ,并提出完善构想。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亲属·服制·法律

本文选取古代中国人的亲属、丧服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人们的守法意识,与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在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制度背后的民情与文化背景。忽视这一点,将会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和质量。     

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与超越维度

近代法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化进程中 ,以社会权利制约和平衡国家权力为基点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出现了市民社会 ,但却因历史传统而呈儒化倾向 ,它既设定了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 ,也赋予了其一定的超越维度 ,展现了多元现代性的东亚法治走向     

行政法治建设的检讨与反思——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略谈

当下的行政法治与可持续发展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来检视行政法治,其缺失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空白;观念意识的淡薄;制度构建的缺位;执法实践的“忽悠”。基于此,必须在行政法治中确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政府为民服务的观念与行动当中。     

Morality, social norms and the rule of law as transaction cost-saving devices: the case of ancient Athe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widely accepted today and it is duly stressed in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and an efficient legal system are the pillars of the contemporary rule of law. However, formal institutions cannot function without being internalized by the citizens and without the strong backing of social norms. Morality and social norms are the major elements of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e social capital, which is also critical for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both the formal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ncient Athens, which was a free market society with economic problems similar to contemporary market societies. Athenians developed a highly sophisticated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the enforcement of contracts and the efficient resolution of disputes. Such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unctioned effectively, cultivating trust and protecting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This entire system however was based on social norms such as reciprocity, the value of reputation and widely accepted business ethics. Conformity to social norms as well as moral behavior was fostered by social sanction mechanisms (such as stigma) and moral education. The Athenian example is a further proof of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and social norms as transaction cost-saving devices even in quite sophisticated legal systems. Their absence or decline leads inevitably to the need for more regulation and litigation and to a growing preference for clear-cut rules instead of discretionary standards. Athenian law was pioneer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le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uitable for the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s, many of them surviving in the most complex contemporary legal systems.     

美国的法治经验及启示

美国的稳定、发展与和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美国经济与社会的成功,尽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却是一个起基础作用的因素。美国的社会运行启示我们:社会稳定基于法治,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试论民间法的司法进入

法律的存在应该回应社会的需求,因此,国家不应忽视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民间法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性等特点,它的特点决定了民间法进入国家法的最好途径是司法途径。当然这种进入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能够作为法源的民间法要具有普遍性、延续性、适时性、合理性、可诉性和权利义务性。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