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吗?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与环境双重目标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次基于投资效率视角,利用投资支出与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整体上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投资效率,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地方国企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大的现象;是否为重污染行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排放强度三者之间整体上呈高度正相关,但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中央国企在投资支出上的表现不尽相同;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关系并未达到波特假设的双赢局面;地方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使重污染行业非国有企业在环境规制中处于相对不平等地位;设计至少与污染排放强度相匹配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刺激高环境治理水平企业的投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水平,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双赢的重要途径。     

戈尔巴乔夫后悔了

《嘹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18期刊登该刊记者陈泽伟的文章说，在日前由国务院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我国环保工作“三个转变”的重要思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我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我国严峻的环境问题考验着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探究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程度和环境污染情况。结果表明,我国环境保护程度的提高不会削减经济增长成果,但是由于我国多年来的污染存量累积,目前我国经济与环境矛盾仍十分突出。建议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扶持环保产业发展,从而真正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怎容“斗”国法

前不久，媒体披露了山东某地技术 监督局在依法查处一起假冒伪劣 农药坑农害农事件时，反遭到当地“经济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查处”。在这一事件中最应引以为憾的就是作为执法的技术监督部门的打假行动，依据的是国家法律，而所谓的“经济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查处”依据，则仅仅是当地纪检及监察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红头文件”而已。 其实，类似于这种国家法律却“斗”不过地方“红头文件”的怪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类似“经济环境保护委员会”，尽管在一些地方叫的名目不同、打的旗号不一，但他们的职能却都大同小异，这就是受当地党委…     

日本的环境治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1．环境管理体制。日本政府对产业污染做出反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方式。首先．地方政府发挥了先锋作用。巨大的政治压力促使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采取了产业污染治理对策，1964年横滨市与当地火电厂缔结了日本第一个“公害防治协定”．随后其他地方政府纷纷效仿．这些协定促使企业开发出除尘装置和排烟脱硫装置。地方政府还率先于中央政府颁布了许多具有法律强制性的“公害防治条例”。     

论内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法律问题

经济发展应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非常重要,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撑。中国内陆地区属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大多采取以“资源”换“发展”的方式,极易产生环境问题。“市场”和“政府”都不能完全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法律制度来解决,故我国应制定和健全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环境保护立法不但要注意“显性”污染,而且要注意“隐性”污染;不但要注意非社会转移环境污染,而且要注意社会转移类环境污染;不但要注意事后惩处,而且要注意事前预防。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完善立法;兼顾利益平衡;实施无过错责任;司法处理和行政处理相结合;加强环保教育和行政调查。     

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策略转换的逻辑

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生态治理需求,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向限制工业增长的生态范式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经历着:行动场域从经济增长到生态环境治理的变化;治理策略从增长机器到城市治理联盟的转换;发展策略从"发展型战略"向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者战略"的转型。通过对河北省一个县级市环境治理案例的探讨,可以发现,当前地方政府在应对环境治理的战略转型过程中,会受到行政和财权的发包制、监督与激励、横向府际关系的博弈与冲突等三种因素的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民众、企业等行动主体组成的协作治理网络,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进的有效途径。     

绿色信贷实践探讨——以天津市为例

<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正日趋严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而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血液,合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导向作用,可以促进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发展,迫使高污染企业降低污染程度。为此,天津市面对经济     

马鞍山的变化

马鞍山强烈地吸引着我。那里的经验、业绩简直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在神州大地,有一些地方物质文明搞得不错,可精神文明却不能同步前进,还有,在许多地方,存在着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的问题,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马鞍山却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以兼容性激励机制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山西省为例

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如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对天生的矛盾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采取兼顾环境和经济的行为选择是这一难题在现实中的体现。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提出理解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兼容性激励机制。主要选择山西省在环境治理新政的典型案例对兼容性激励机制在协调环境与经济方面的作用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只要设计了恰当的制度,形成相融合的激励机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可以协调发展。山西的经验虽只来自一个地方,其所针对的问题却是普遍的,因而对于其他地方环境治理的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对单一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完整地分析兼容性激励机制的作用过程和结果是本文的特色,但这可能会对外部效度产生影响。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成因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环境问题,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意指地方政府面临发展经济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目标冲突和行为困境,它不同于规制俘获理论中的规制者被俘获,是规制者在更为严重意义上的主动就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外在表现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增多,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到底"现象,"环境保护"异化为"污染保护"。而形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内在成因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凸显,环境规制机构职能的混杂,环境问题的隐性外部性。治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悖论的机制是:优化地方政府目标转化的制度环境,完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法律法规,多样化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实施,明晰地方环境规制机构的职能边界,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     

浅谈东宁口岸站开通旅客列车必要性

东宁地方铁路是重点投资的项目,也是黑龙江省后续经济发展极具潜力的地区之一。经过多年的开发与培育,东宁地区客、货运资源都已进入了成熟开发期,并形成了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东宁地方铁路开通运营,货运运量逐年递增,拉动了地方经济,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铁路开通运营后没有涉及旅客运输,致大量的游客、商人、投资者、民工不得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出入东宁,既不便捷又不安全,所以急需开通旅客列车,解决百姓出行问题。     

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

正一是注重凸显地方文化元素。文化创意产业建立在与生活环境的彼此依存关系上,强调保存传统和地方魅力,发掘地方创意与特色。目前,台湾正在发展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三义木雕、美浓纸伞、白米木屐等,以地方特色吸引人们到当地消费,维持地方永续生机。这样的方式不仅存于手工艺,也存在于地方节庆民俗活动中,如元宵节的"放蜂炮"活动。运用手工与地方素质发展地方特色产业,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产业经济,以传统、创意、个性所整合出的地方魅力来取胜。这种发展     

同治回民起义后陕甘社会秩序的失范

西北回民起义所导致的战争不但给当地人口与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创伤,也对陕甘地方社会秩序与文化所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如城池与官廨的毁坏、书院的破坏与文教的凋敝、民间信仰体系的受创等。     

以政府职能创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正>循环经济是破解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的重要途径和突破口,是从传统"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末端治理"单向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式流程的循环经济模式的升级,从而达到"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的目的。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消耗速度的日益加快,资源过度开采以及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问题。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     

以地区经济发展为导向培养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

高职院校办学的根本目的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其培养的人才规格必须符合当地的市场需要,这就要求高职市场营销专业要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地方经济特色、人才市场的需求规格来确定人才培养方向和人才培养规格,进行人才培养的实施,把握素质、知识与技能的有机组合,培养市场营销应用型人才,为企业和社会服务,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政治周期、五年规划与环境污染——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284个城市2003～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政治周期（党代会）、五年规划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关联,表现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呈现周期性。即省级党代会前一年与当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高峰,党代会之后的第三、第四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较低;五年规划的第一与第五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高峰,第三、第四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较低。党代会使得不同年份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动力不同,五年规划也存在类似的激励周期,表现出投资周期进而导致环境污染的周期性。党代会、五年规划的交互效应使得环境污染的周期性更明显。环境污染的周期性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不够合理有关。应调整考核与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污染的成本和环境保护的收益;增强地方政府“五年规划”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在目标考核中增加协调性衡量指标,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群体性事件的经济诱因及其解决出路——基于典型案例分析

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主体利益性、群体性、事态突发性和行为对抗性是其四个特性。在转型过程中,经济因素是诱导群体性事件爆发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下个体私欲盛行,驱动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罔置一切;经济盲目发展导致环境污染,当地群众为维护生存环境而联合起来对抗政府;经济增长不平衡导致人们心里产生"相对剥夺感"。要解决问题从三个方面考虑:政治生态对市场经济的重构,明确利益主体应做的事情;经济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尊重当地群众的诉求;经济增长注重各方平衡,统筹兼顾各方利益。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历程,从环境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上看,经历了局部环境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环境优先、保护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过程;从环境政策工具上看,经历了从单一使用行政管制工具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并用阶段,再到行政管制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公众参与工具综合运用阶段的演变过程.经济增长、经济社会转型和环境恶化三重压力逼迫中国环境政策在狭小的时空内艰难前行,政策学习、环境保护意识形态化的宣传是中国环境政策较快发展的特有动力.未来中国的环境政策要更加重视环境公平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