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孟子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及现代意义

孟子、荀子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对孟子的法律思想多有继承,但同时又对孟子的法律思想进行了发展。本文立足于传统法律思想宝库,通过分析荀子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从中提取其具有合理内核的法律思想,为现在的法制建设服务。     

荀子人才思想与现代管理制度

荀子的人才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孔子、孟子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是先秦儒家人才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他对选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以及用人原则和方式等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荀子提出的人才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世卿世禄制的瓦解和新型封建官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代社会,也为现代管理制度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浅谈荀子的混合法思想

先秦儒家在战国时期分为许多流派,大家最为熟知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思孟一派,这一派被认为是儒家各派的正统,是孔丘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后人把孟子与孔子并称为两圣。另一派则是以荀况为代表,他对孔丘思想做了较大的变革,荀子实际上是儒、法合流,礼法统一的先行者。但是长期以来,荀子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故本文着重谈论荀子思想对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影响。     

荀子与西方哲人的对话

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对孔孟的思想进行了大胆地改造与发展,并与孟子展开了人性善恶之争。然而,这一改变并没有妨碍荀子对儒家精神传统的继承——对礼序的构建,并且与西方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形成了某种共鸣。本文将荀子与柏拉图、康德和卢梭三位西方哲人的思想做一比对,力图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辉中探寻荀子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指导意义。     

仁政思想之现代解读

"仁政"是由儒家学派的孟子首先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仁政"思想的提出,是孟子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孟子的性善论又是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前提。在现代,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孟子"仁政"思想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其思想的进步性,对其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解读。     

论孟子的“仁政”思想

孟子，名轲，邹县人，是子思弟子的学生，他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后世以孔孟并称。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个诸侯国已相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封建统治秩序，但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民之憔悴于...     

论《大学》和《中庸》的法律思想

《大学》和《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 ,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书。《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 ,由孔子的孙子子思整理而成。不过 ,现存的《中庸》 ,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 ,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名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 ,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 ,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南宋朱熹把这两本书与《论语》、《孟子》编在一起 ,简称“四书” ,是研究儒学最重要的文献。其思想与《论语》、《孟子》、《荀子》多有联系 ,内容上不少来自《孟子》、《荀子》而有所发挥…     

荀况对《诗经》的批判继承

梁启超曾写过《读孔子界说》一文,认为孔子之学到战国发展成孟荀两大派,两派的区别在于,孟子是孔门的政事之科,他的学问在“经世”;荀子是孔门的文学之科,他的学问在“传经”。从现象上看,梁氏此论,不无道理,尤其是他看到了荀况对理论和文学的关注,实为卓识。但是,梁氏立论于完全脱离了阶级关系的孔孟荀学术渊源的表面现象之上,未能顾及作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最大思想家的荀况,对孔门文学资料,其中尤其是对《诗经》的继承和传播,系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一种批判继承,并非那种简单化了的学术师承关系所能完全囊括。     

孟子的"王道"政治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 心的"德治"思想,提出了系统的"仁政" 学说。他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实行"仁 政"服务的。他把法家的一套说成是"以 力服人"的"霸道",把自己主张的"仁政" 说成是"以德服人"的"王道",认为只有 实行"仁政"、"王道",才能统一天下,使 民心所向。孟子的"王道"政治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浅论先秦诸子教育理论中的人性论——对儒家、道家、法家的人性观点分析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诸子百家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形成了各自完整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无论是先秦儒家孔子的"性近"说、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还是道家老庄的人性的价值导向学说,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的人性好利论和法治思想,虽各存异议,但其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为建立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荀子的“德育哲学”——兼论荀子性恶论中的“公义”优先思想

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主张性恶,常被视为儒家异端.但事实上,荀子的思想和以思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关系表现的是儒家内部的辩证对话关系.从荀子性恶论的深层含义看,荀子的思想一是突显了儒家的"功利主义",一是突显了制度层面的"公义"优先思想.就后者而言,它与孔子、思孟包括宋明新儒家从个人的道德本心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思想进路明显不同,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儒家内部的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对话.具体落实到教育观念上,荀子的立论与思孟等相比同样显示出了差异:荀子强调的是"礼义法度"的制度性他律和强制,强调的是君、师、友和外在环境的决定地位;孔子、思孟等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和启发.但尽管有如许差异,就德育本身而言,荀子同样承诺了德育的某种本体地位,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德育哲学".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自崇礼到重法（上）——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苟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整个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隐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对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对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对宽严相济的理解和适用、宽严对象的确认、该政策对行刑效果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社会控制机制等问题上均存在隐忧。现阶段应着力解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有的刑法原则、制度和实务的协调或配套问题。刑事政策效用的发挥和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立法、司法、行刑和社会控制机制,没有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刑事政策将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论人的道德权利与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反思孟子心性论的人文价值

在"孔孟之道"所象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孔仁孟义"中的"义"和"思孟学派"中的"心性"都与孟子的思想人格紧密关联。"义"具有"天下道义"的奥义,它对于"家"中的"亲长"权力和"国"中的"君父"权力均有神圣的超越性,常以"大义灭亲"和"替天行道"标而出之;"心性"则是对《中庸》"性命"观念的创造性转化,突出了儒家的认识论和宇宙论的主体性与伦理性。在孟子思想体系中,"心性"与"道义"的结合,揭示出了人的普遍道德权利和伦理义务,也蕴含着其对天子、国君和权臣的世俗权力的伦理性超越和限制,其辩证的结论就是:当世俗权力侵害普遍道德权利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维护人的普遍道德权利的必然而正当的选择。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儒家思想与礼制——兼议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礼法结合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礼的产生与秩序化,儒家因为对礼的追问而得出仁学思想。作者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追本溯源,认为礼的起源与礼所象征的秩序等级的确立和深化是儒家思想确立与完善的基石。作者通过对儒家的秩序和平理论;儒家思想中的礼与法;孔子"道德金律"的伦理学意义等几部分的论述,来考察儒家思想与礼制的渊源关系。     

略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在中国心性史上,先秦儒家的人性观无疑肇始于孔子,但真正建立普遍人性论的却是子思,孟子则进一步完善了“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并为之提供了心性根据。世硕等人的思想全貌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但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它不仅展现了世硕等“有善有恶”说的具体内容,同时也补足了子思与孟子间长期缺失的思想史环节,从而使我们完整地梳理先秦心性史成为可能。     

渗入汉代郡县法秩序的儒术:以官方行为为中心的考察

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西汉朝廷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此后,汉朝又不断地推进儒家的德礼之教向郡县法秩序的渗透,皇帝诏令及地方官的政务均为此种努力的表现。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独尊时代,郡县是皇帝对民众之垂直统治的基点,法律则成为民众的唯一行为规范。然而,在重视儒术的汉代,郡县既是皇权统治的施展空间,也是朝廷将儒家的德礼之教付诸实践的空间。正因为此,儒学对郡县法秩序的影响不断扩大,此种影响的扩大则又是中国古代儒教国家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     

经义决狱与汉代衡平法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经义决狱是以《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适用的记述,以及有关历史事件、客观事物的记述中所体现的＂义理＂判决案件,进而弥补当代立法之不足,发展、完善汉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实践活动。经学理论是对先秦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公平、正义的成分。经义决狱的产生与汉代经学研究密不可分。经学研究的产生、兴盛为经义决狱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义理＂具有公平、正义、理性的特点,符合时宜、事宜之意,依之所作的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进而形成有拘束力的判例、判令可称之为汉代衡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