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本文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法律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认为法律信仰是一种误解。文中通过伯尔曼的写作背景和语言转化,说明了被误读的两点原因,从逻辑上分析了宗教与法律本质的不同及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能。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信仰之力量"的光与影——教会法人财产制的历史功用及其启示

基督教之社团财产法,在调和教会信仰的"纯洁性"与教会支配财产的"世俗性"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结构——教会目的财产说——相对于法人实体说与法人拟制说而言,是法人制度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但用于维持教会财产目的性的主要机制——信仰的力量——本身的不可靠,致使教会财产制在短暂成为"反封建"的革新力量以后,很快站到历史发展的对立面。这说明昭示法人制度未来的"目的财产说"还只是一种有益的"理想",以单纯的"信仰"为保障目的的实现,将导致对法人管理人做"性善论"假设,最终是善恶混淆的"自然状态"的复萌,这对以信仰立国的我国尤有警示意义。     

诚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诚信本质上也是一种信仰或信念,一种对道德规范和原则的信服。对诚信的信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存在的基础。诚信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     

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法的合法性问题是很重要的 ,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对此作了论述。一种法律要被人们遵守 ,首先必须被信仰 ,而法律信仰的本质是对它的合法性 ,即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确信。这种确信是以人们对法律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的。合法性评价应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 ,二者各有其评价标准。     

马克思法本质观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困境及其出路

法律的本质揭示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事实,法的价值则回答了统治阶级应当以什么样的终极追求来平衡阶级关系,制定为人所认可的法律。马克思法本质观下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缺失了其能够被信仰的基因,从法的价值出发重构马克思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信仰对法制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论法律信仰的再确定及其培育的内在价值

法律信仰在我国的存在与否引起很大争议。科学时代同时也是信仰的时代,因此,法律信仰在我国是存在的。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人们相信通过法律能够达至一种美好生活的理想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凝聚社会共识,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内在价值,这决定了我们应当重视对法律信仰的培育。     

证据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本文对证据概念中的两种主要观点“事实说”与“根据说”进行了反思 ,提出了“法律存在说”的主张 ,即证据是指法定人员依法收集调取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法律存在。“法律存在说”克服了“事实说”存在的认识论缺憾 ,弥补了“根据说”目标不明、过于抽象的不足 ,使证据的概念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程序价值论相统一的基础之上 ,兼顾了真与善的追求 ,是符合诉讼实际的。     

从“遵法”到“尊法”

从“遵法”到“尊法”，它不只是一字之差，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建成法治国家在认识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准确把握了法治国家的条件，特别是看到了法治国家必然具备“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这一关键因素。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成文宪法中的宗教内容比较研究

宗教信仰自由权是世界范围内各成文宪法保护的重要内容。与其他人权的宪法保护不同,宗教信仰自由权在各国宪法中具有扩散性保护特征。只有综合考量宪法规范中的宗教内容,才能准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宪法规范保护。通过在各成文宪法中查找与宗教相关的关键词,可以发现宗教信仰自由权成文宪法保护具有普遍性。以宗教信仰自由权为核心,辅之以政教关系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宗教问题宪法保护的基本框架。从内容上看,成文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具有内容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相统一、主体自主选择与结社自由相结合的特点;从属性上看,宗教信仰自由权具有入世性与政治性并存的特征。     

论社会变迁与环境法律规则运行模式的演进

法律作为社会变迁的产物,其规范变迁与功能的进化必然受深层的文明演进因素的影响。对环境法而言,"人定胜天、天人合一、资源有限、同质同源"的理念变迁,促成了环境法之法律规则运行模式的四层次演进:环境破坏规制规则的缺位、环境破坏规制规则的填补、利益限制性规则的注重、利益促进性规则的引入"。而环境法之功能也在环境法律规则运行模式的层递演进中得到进化。     

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相关法律思想

本文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法律思想的发展 ,通过论述畏苍天敬祖先 ,神权法思想确立 ;诸子百家争鸣 ,信仰众说纷纭 ;统一由表及里 ,万事一断于法 ;儒家正统主导 ,宗教传统缺乏四个发展阶段 ,揭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     

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多向度追问

作为共同调整人类社会的规范,法律与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多个向度的联系。从目的指向来看,法律与宗教都关心人类生存的方式与意义;从思想和制度角度来看,法律中的许多思想和制度都发源于宗教和宗教规范;从西方法治建设的演进历程来看,西方法治的形成得益于人们从内心真正信仰宗教权威与规范的传统;从功能上来看,法律和宗教都有凝聚和调试社会等功能,共同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当下中国,深刻认识宗教与法律的多向度关系之于落实依法治国以及正确应对宗教社会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任何民族无信仰即无宪政也无法治——民族信仰与中国百年宪政关系的文化考察

中国人民追求宪政并且为之奋斗一百余年但社会效果仍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长期的、统一的精神信仰。信仰也是一种规则体系、价值体系,可以补充、完善法律的规范作用。一个民族只有解决了信仰问题,才有可能走向宪政或法治。     

道德信仰研究综述

道德信仰被理解为对道德目标的信服与崇拜，它是对道德生活的超越性把握。道德信仰赋予道德以精神本体，同时又是人的精神生命形式。善恶因果链的断裂、两种明的冲突、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体系自身的缺失等导致了道德信仰危机。对道德信仰危机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持乐观态度。重塑道德信仰的基本途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制化。道德信仰研究的存疑颇多，如，道德信仰能否科学把握，其理性与非理性如何统一？对道德信仰危机的否定性评价的标准是否具有自明的真理性？道德法制化与道德的自由精神有无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涵义、对象、载体与表征

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在通常意义上，对法律价值作出权威性界定的法官即是法律信仰的表征者。在终极意义上，法律解释要合乎宪法，法律信仰可归结为宪法信仰，法律信仰最终要由违宪审查者来表征。     

普通高等学校《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思路与模式探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法律基础》课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育与传授，而在于法治理念的培养、法的精神与实质的领悟、法律信仰的确立。当前，高校《法律基础》课在教学实践中的法律教育的思路与模式难当此任，应紧扣新课程方案与时代的要求，确立“以法治理念教育及法的信仰培养为主线，以具体法律制度与知识讲授为支撑”的教学思路与模式。     

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

法律能否被信仰?这是国内法学界近二十年来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争点。尽管法律信仰的理论有演化为意识形态的倾向,但法律信仰论自身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论述。法律信仰的论述理据,不应仅仅是伯尔曼所强调的法律与宗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契合性或相似性,而且还在于即便完全不受宗教影响的、世俗化的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传统、"事物规定性"的规范表达以及舍此无他的利益获取机制的内在禀赋。法律在实质上是基于价值、事实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的博弈结果或博弈的规范表述,是一种制度修辞。人们对一种制度修辞抱持不尽的热忱和追求,恰如人们虔信、又热忱地追求同样是一种修辞预设的上帝一样。所以,从制度修辞视角看法律信仰,饶有兴味——法律、法治本身是信仰的事业。     

论民间心理学本体论地位的动摇及其对心灵哲学的解构——基于小悦悦“道德公共事件”的分析

民间心理学将信念理论作为重要的解释和预言行为的原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求助于信念和意图解释人的纷繁复杂的行为。信念理论的发展变迁不仅引发了民间心理学本体论地位和未来命运的激烈讨论,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多年来一直稳固如山的心灵哲学的根基和地位,由此对现实生活中人们身心问题尤其是对心灵的解构有着极其重要的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