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价值取向与意思自治原则

贯穿仲裁始终的意思自治原则赋予了当事人广泛的选择权，它是当今国际社会运用得较多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阶段，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日趋加强的现实，需要不断与国际经济社会相融合，必然要接受、适应这种机制。因此，有必要对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作为仲裁规则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进行研究。     

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分析

<正> 意思自治无论是在传统私法中还是现代私法中,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折射出整个私法原则的发展史。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意思自治这项极富天才创意的法律原则的变迁和发展的深层动因,以期探索这一重要的私法原则对于建立我国私法制度的意义。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取向

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所确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借鉴国际公约和各国的立法实践来完善相关立法,在准确把握或界定意思自治的度的同时,应更积极地鼓励意思自治的合理扩张,促进涉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构建国际民商事活动的和谐秩序.     

CISG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是合同的灵魂,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意思自治实际上是契约自由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自然延伸,作为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的CISG中也有一些关于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适用的规定,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     

网络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网络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国际私法为了回应这种影响,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发展自身,形成了诸多理论。以传统国际私法的三个领域——管辖权、法律选择与涉外争端解决程序领域为出发点,分析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各种客观性因应,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主观性因应的可能性;并着重比较最密切联系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对于网络国际私法的影响,试图证明意思自治原则更适宜网络环境,应该成为网络国际私法中的主要适用原则。     

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拓展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从冲突法的价值取向上分析,以往我国学界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基的认识失之狭隘,往往仅笼统地论及该原则的正义性,而没有将之细分为“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加以考察,更没有明确涉猎“冲突效率”和“实体效率”之价值取向。正因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正义与效率融于一炉,故其在冲突法中的存在和发展较之其它冲突规范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有鉴于此,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政策的前提下,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拓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并将当事人默示同意选择法院地法的自治权利扩大至更为广泛的法律冲突领域。     

论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冲突

在现代民法中,一般而言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它们共同作用共同指导着民事立法、司法等各项民事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却又发现了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形.意思自治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间存在着冲突的实质乃是民法基本原则内含的民法的价值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本文从意思自治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含义入手,从功能上和司法适用两方面论述了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存在着冲突.     

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实现法律对民事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 ,而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的 ,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的情况下 ,该原则才能够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超出了特定范围、不符合特定的条件 ,就没有该原则发挥作用的余地     

民事检察监督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

检察机关在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民事检察监督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又要全面理解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及限制,并积极找寻民事检察监督的契合点,维护好公平正义。     

试论婚姻法领域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领域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是民法精髓的体现。本文从我国《婚姻法》的角度另辟蹊径,试图揭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婚姻法领域的体现。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法治是基本保障。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创新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调整机制,运用法治来构建和谐社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与法治政府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观,其系统观主要表现为要素联系观、整体布局观、一体建设观、重点突破观。法治政府建设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观为引领,一方面在法治系统下加强法治政府整体建设,构建具有政治性、人民性、本土性、一体性、统一性的政府特质,另一方面加强法治政府子系统内部建设,强化其要素建设、协调其各环节、注重特别领域和涉外方面的行政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之下完成的。法治国思想从最初提出之际,就是对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德国法治国思想其后经历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以及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作为对社会法治国的回应,给付行政理论开拓了德国行政法的新视野;而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则在实质法治观下对德国行政法进行了重新塑造。     

民法的基本精神与依法治国

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其基本观念是私权神圣。政府于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秉持民法的私权观念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论述了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依法治国思想的法理源流,最后阐明弘扬民法精神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展开和延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行了本土化诠释、时代化丰富和理论性创新。其立足我国国情民意和新时代历史方位,对人民民主、宪法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人权保障、权力监督、法律平等等法治基本价值话语作了深层思考与理论凝练,传承发展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法治价值理念,揭露了西方法治价值理论的缺陷和偏颇,体现了法治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价值导向和遵循。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法治价值的重要论述意义重大,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谛,有利于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感召力与实践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