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冲突的自治特性及解决的路径选择

当代的群体利益冲突具有商业交易性、方主排他性、平等性和非公权性等自治特点,解决群体利益冲突有公治和自治二种不同的方法.自治的方法是建立在利益群体存在理性的假定基础上的,实现利益群体冲突自治需要构建协商妥协共决机制、建立利益群体组织、坚决限制和打击利益群体的非理性违规行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冲突问题研究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机制的转变,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对社会冲突呈现的特点与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时待社会冲突,并提出解决冲突的有效对策.     

浅谈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兼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冲突

公众人物作为自然人中的特殊群体,其隐私权自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公众人物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此类人群的私人信息享有知情权,由此,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完善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特殊法律保护,设立解决冲突机制刻不容缓.     

行政法规范冲突及其解决机制——以内部冲突为例

行政法规范冲突是法律规范冲突的特殊表现,而对于其中内部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却长期被忽视.这类冲突可从向度、积极与否等角度作类型划分,而立法主体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纵向事权划分的结构性失调以及行政立法权的纵向划分不当则是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因此,可建构一个以先行判断、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有权机关裁决等原则为指导,以预防机制、发现机制、解决机制为要素的立体式的内部行政法规范冲突解决机制和评估与备案机制.     

农村群体冲突的现状与和谐农村建设机制研究——对广东部分地区的调查

当前农民群体与基层政府间的局部冲突主要围绕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而展开的,冲突的根源是传统的制度安排与当代利益主体充分分化之间的矛盾,目前的解决策略有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具体措施的不足,解决冲突的根本是要消除产生冲突的体制性障碍,并构建解决冲突的长效机制.     

广场舞冲突中的代际时间之争

以时间社会学为理论视角,分析了广场舞冲突发生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所在。研究发现,广场舞冲突本质上是由不同年龄群体对特定时间的争夺所致。由于双方各自的时间需求存在矛盾、时间结构之间存在着嵌套与重叠关系,共享的行动参照机制难以建立,在外因影响下时间之争就会演变为利益冲突。广场舞冲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时间稀缺、组织时间的弹性化扩张和儿童看护支持系统的不完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的时间结构受到时间分层和时间稀缺性的作用,与薪资劳动系统和家庭系统相勾连,形成了时间权力链条。若要根除广场舞冲突,不仅应该对物理时间进行协调,更重要的是解决时间所反映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农村群体冲突现状及法治化解决之障碍——对广东、陕西部分农村地区群体冲突的调查

冲突之法治化解决途径包括三个层面:司法、法案与立法、举报,目前农村群体冲突之法治化解决并未占冲突解决的主导地位,农民与基层政府在冲突中往往采取许多非法治化的解决办法,出现一些误区和困惑。农村冲突解决法治化面临三种障碍:体制、法律、传统习惯。     

群体事件与社会安全

群体事件是当前社会安全和社会稳定中最突出的问题,处理失当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群体事件的发生是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矛盾的表现,其产生和解决最主要的是靠政府制定公平的政策和政府的角色定位,长远来看,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建立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公平的社会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快速转型期群体性冲突的调解问题研究

以调解作为行之有效的解决群体冲突的好办法、好传统,可以对各种民间纠纷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最大限度地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冲突。     

群众社团与农村基层冲突治理

当今中国农村的群众社团与基层冲突关系密切,治理基层冲突应当重视发挥群众社团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及比较发现,兼具自主性和嵌入性的群众社团更能同时获得群众和基层干部认可,从而能够更好地消解制度外冲突,保证基层矛盾在制度框架内得以解决。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兼具自主性和嵌入性的群众社团不仅能够消解集体上访等制度外的群体冲突,还能消解抗缴税费等制度外的个体冲突。     

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解决的路径分析

2015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大幅扩容,造成央地立法规范的大量冲突.海洋环境是环境保护及城乡建设与管理的体系内容,涉海地方立法已成为常态.涉海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依据及效力范围不同,且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在湿地保护与海岛管理等方面均存在条文冲突,属于近位法律冲突,造成涉海法律体系融贯性阻滞.现有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冲突解决仍仅适用提请裁决机制,已然无法满足现存及未来大量规范冲突解决的现实需求.基于立法科学性立场与融贯性要求,应及时出台有关近位法律冲突解决的法律解释性文件,具体可以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统一性指导意见作为基本形式构造.坚持国家利益优先,明确法律位阶高低,以地方立法特色作为原则指引,以沟通协调机制作为程序保障,从实质与形式两个方面保证涉海立法的融贯性.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欧洲劳动市场与福利改革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市场开始出现大量的非正式就业群体,由于社会政策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对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德国、英国和丹麦的经验显示,弹性安全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新思维,中国社会政策应当从“就业保护”向“失业保护”转变,加强技能培训和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建设.在实现途径上,应加强工资协商机制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协调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保障政策实施的一贯性,福利政策的转型需要将政治成本降到最低.     

阶梯理论下环境冲突的解决机制——基于不同案例的对比分析

由生态破坏所导致的环境冲突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构建合理的环境冲突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管控社会风险,也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借鉴阶梯理论,环境冲突的解决机制也可以遵循层级排序,根据效果的递增趋势呈"控制—治理—解决"三种分类形式。最高层级是使用制度化的流程以确保环境决策过程开放的事前防范机制。根据文献回顾以及与中外环境冲突案例的分析,可以证明事前预防机制是相对最好并可欲的冲突处理方式,但其应用仍需突破特定的困局。     

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探析

香港回归后,开始实行"二元制的基本法解释机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究其原因,内地和香港地区在宪政文化、法律思维模式、解释观念以及解释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不同甚至是冲突,探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原因,进而谋求解决冲突,使得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加强两地宪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特色的解释机制至今未能完全与香港地区的司法体制相契合。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具有必然性.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加大达成政策共识的难度,增加社会冲突;使政策偏向于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和普通大众的利益;增加政策过程中的矛盾冲突,降低政策过程的效率;损害政策的科学性,增加政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     

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思考

伴随全球化的拓展,全球性问题越业越多,经机制来整合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成为解决国际矛盾与冲突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我们对国际机制的概念及有效性、现实意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思考。     

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问题研究——以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为中心

现代城市正在向立体化方向发展,作为城市立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是必不可少的.<物权法>虽确立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层设立制度,但其设立尚存在主体不明、方式单一、登记制度不健全和权利冲突解决规则缺乏可操作性等缺陷.我国应当明确分层设立主体,严格落实商业性地下空间利用出让方式,建立统一科学的登记制度,健全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新兴工业园区环境冲突与政府治理对策

随着工业园区向农村的迁移,园区企业和农民之间的环境冲突也不断增加.政府、企业和农民在环境冲突困境中存在复杂的博弈,各自的策略是相互博弈的一种均衡结果.农民通过上访、集会、聚众阻碍工厂生产、求助媒体和协商等方式,争取自身环境权益.从成本-收益、制度化和冲突等角度来看,协商合作是较好的环境冲突解决方式.工业园区的环境冲突反映出政府在园区规划、环境监管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为了减少工业园区内的环境冲突,政府应科学规划工业园区,强化监管,鼓励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间的协商治理机制.     

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上海市不同生育状况“80后”家庭的比较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2012-2013年上海市"80后"大规模抽样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子女数量"80后"家庭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的显著影响,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则只受到婚姻冲突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从婚姻满意度向婚姻冲突转移的趋势。子女数量与幸福感并不是线性关系,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最强,二孩群体最低,无孩群体居中。由于二孩群体婚姻冲突的程度显著高于无孩与一孩群体,同时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冲突的影响,导致婚姻冲突显著降低了二孩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