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预防新论

刑罚预防除可分为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外 ,还可以划分为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观念预防与现实预防。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应关注刑罚预防的不同类型 ,舍弃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都将会影响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整体效果     

刑罚一般预防目的质疑——刑罚目的不应包括一般预防

<正> 一般预防在预防犯罪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能否界定为刑罚目的的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课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不仅对于加深对我国刑罚目的的科学性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笔者认为,刑法理论上把一般预防界定为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过分地夸大了刑罚一般预防的作用,而且是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相悖的。     

从犯罪的刑罚学到刑罚的犯罪学

本文探寻刑法学发展的思想轨迹,从前科学时代的犯罪与刑罚、犯罪的刑罚学、刑罚的犯罪学、刑罚的犯罪学的研究趣旨等四个层面,揭示了刑法学发展的规律:人类对犯罪的认识,引导着刑罚的理性;刑法科学,已从犯罪的刑罚学迈向刑罚的犯罪学,并且必将日益投身于犯罪学。指出,刑法学在步入刑罚的犯罪学的今天,应当至为关切与犯罪原因的不同特征相适应的犯罪人类型及其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     

论“严打”的要素底线及刑罚效益

要实现“严打”的最佳刑罚效益,一要协调好“严打”各要素间的关系,二要遵循刑罚效益适用的原则。并且,尤其要注意坚持“严打”的底线———不违反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程序公正。     

如何解读“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兼议罪犯人权保障理念

从刑法的性质、目的与任务分析，刑法是“善良人的宪章”；从刑法的功能分析，因其具有使犯罪人免受刑法之外制裁的保障功能，可以认为“刑法也是犯罪人的宪章”。至于“(应)使刑法真正成为公民特别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的观点，却存在人权保障理念植根的错误。监狱机关应当依法保障罪犯的人权，但罪犯权利保障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必须置于惩罚的前提下，必须体现在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应当将罪犯人权保障放到整个国家人权保障体系中认识与权衡。监狱人民警察应当确立正确的罪犯人权保障理念，坚持监狱工作正确的发展方向。     

论刑罚个别化

刑罚个别化作为一个刑法概念,是1898年法国学者雷蒙·萨雷伊在其《刑罚个别化》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刑罚个别化包括法律上的个别化、裁判上的个别化和行政上的个别化。法律上的个别化,是指法律预先着重以行为作为标准,细分其构成要件,规定其构成要件,规定加重或减轻情节等。裁判上的个别化,指法     

刑罚目的应该是“一般预防”

刑罚的目的是刑法学界乃至社会学界永恒的话题,在刑法学界,对刑罚目的的认识有三种观点:报应论、一般预防论和特别预防论,但是,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真正告诉我们刑罚的存在究竟意欲何为?刑法的目的等同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目的是保障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要减少犯罪。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的犯罪可能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要实现最大化的减少犯罪,量刑的基准必须是以犯罪的成本大于收益且刚刚大于收益为足矣。因此,“一般预防论”应该是刑罚的目的。     

刑罚与预防犯罪关系辩——对刑罚预防观念的反思

目的刑论和折衷刑论都认为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根据，但刑罚预防犯罪是有限的。刑罚并非为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刑罚的效用在于其必定性、及时性、平等性和合理性。刑罚预防犯罪并非是要使用重刑、过分依赖监禁刑。刑罚应当和其他手段一起共同承担预防犯罪的作用。     

预防与报应:刑罚目的的二元构建

刑罚目的在刑罚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学者关于刑罚目的的论述的比较,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和对犯罪分子施以报应,最终来维护和恢复社会关系。     

从极端到理性 刑罚个别化的进化及其当代意义

@@ 在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刑罚个别化问题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老问题.然而,有生命力的"老问题"不会固步自封,会随刑法现代化而进化并彰显其时代意义.在发展历程上,刑罚个别化已经历了一个"早期极端形态-近代极端形态-现代理性形态"的进化历程,其实质是刑法现代化在刑罚问题上的发展体现和刑事责任评价根据在理论认识上的进化表现,并使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具体在刑罚适用问题上,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形式走向实质、从机械走向灵活.然而,从既有理论及其争论来看,因理论上对刑罚个别化进化过程的梳理不够,而仍有众多论者坚守其"极端"形态,并由此否定刑罚个别化的现代意义或对其进行"支离破碎"或"断章取义"的理解与应用.这不仅使实质化刑法基本原则难以在刑罚适用中贯彻施行,而且会导引当今量刑规范化改革走向片面.     

论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

本文厘清了刑罚目的与刑罚的属性,刑罚目的与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本质等范畴的关系;揭示了刑罚目的的内容即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阐释了刑罚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立法的关系;围绕着刑罚目的的实现提出了现行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还就刑罚目的的实现与刑法司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从等价报应到积极的一般预防——黑格尔刑罚理论的新解读及其启示

近年来,有不少德国学者认为黑格尔是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鼻祖之一.黑格尔的刑罚理论与雅科布斯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黑格尔的犯罪观契合了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实质.在刑罚理论发展史上,正是刑法学领域内的“黑格尔复兴”助产了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黑格尔是报应刑论的典型代表,其报应理论来自于康德的反射性报应理论,这种绝对主义的立场能够避免将个人当成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为了兼顾预防的必要性,黑格尔放弃了康德的等量报应观念,提出了“等价报应理论”,即允许作为犯罪影像的刑罚在犯罪的基础上发生一定的“变形”.但等价报应理论并不能缓解刑罚目的与人格尊严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区分刑罚理论与量刑理论,将前者作为宏观的问题,以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内核;将后者作为微观的运作程序,以同等对待原则为指导.     

论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具有主客观统一性质,确定刑罚目的必须遵循刑罚自身的客观 性质。根据刑罚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刑罚目的应当是惩罚与改造犯罪人并预防其再犯罪。     

社会预防为主 刑罚预防为辅——探讨我国刑事政策的应循之路

<正>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在惩治犯罪、治理社会环境、完善刑事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全国刑事发案率在经过1983年"严打"之后曾一度呈下降趋势,然而短短的三年之后却迅速回升,特别是刑事大案、要案及特大案件急剧增加60%.据统计,1988年全国严重刑事发案率比1987年上升65.7%,1989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比1988年上升30.27%.其中,重大盗窃案件上升了95.27%.这种愈益严重的犯罪形势,令人十分忧心并日益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一些刑法理论工作     

“牵线搭桥”构成共同犯罪吗？——兼议走私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与把握

在走私犯罪案件侦办实践中,主观要件的认定与把握一直是个难点,也一直困扰着缉私警察,下面结合一起具体案例谈一些体会和想法。 案情主要经过如下:1999年9月犯罪嫌疑人上海某公司经理史某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北京某外贸公司的柯某和赵某。又通过柯某与赵某的牵线搭桥,史某从一河北人王某处非法购买进口免税证明,并利用这些免税证明进口了三台挖掘机,实施了走私犯罪行为。本案告破后,对史某走私犯罪行为的定性没有     

浅析刑罚人道主义

在缓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刑罚的严厉性、残酷性渐趋缓和,人道主义色彩越来越浓。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词汇相对立,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刑罚人道主义的实质命题是:将犯罪人作     

对刑罚一般预防的再认识

本文试图论证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十分有限 ,夸大刑罚一般预防的作用不仅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而且不利于刑罚公平和正义目标的实现 ,同时还与特殊预防产生矛盾与冲突 ,因此立法在设定罪刑结构之时、司法在确定具体刑罚之际 ,应更多地考虑特殊预防的需要 ,不应过于看重一般预防的作用。     

浅论“刑罚世轻世重”政策与严打

本文首先介绍在西周就有论及,并在历代各朝中有广泛应用的刑罚世轻世重政策,论述其历史表现及其历史价值,然后就阐述刑法世轻世重政策在我国现代的体现——严打,充分探寻严打的原因及效果,最后探寻其利端与弊处。最终达到立足当下,使中国古代的世轻世重政策服务于今的目的。     

我国刑罚目的的选择——刑罚一体论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刑罚目的的通说是预防犯罪,这一通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了弥补现有理论的缺陷,在刑罚目的中融入报应因素已成为当务之急。形成以报应为基础的刑罚一体论是我国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内在逻辑结构与功能的规范解析——兼论数罪并罚的刑罚缩减机理

以传统的刑罚功能论(报应论)和刑罚目的论(预防论)为基础,指出刑罚在内在逻辑性上包含着客观性的及主观(主体)性的构成要素;前者在逻辑上以行为恶性为施加对象,主要承担普遍而基本的报应职能,并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可称为客观报应之刑或一般预防之刑,后者在逻辑上以主观恶性为施加对象,承担个性化且可增减的报应职能,但主要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可称为主观报应之刑或特殊预防之刑。根据刑罚的这种二元逻辑结构,初步设计出量刑的数理模型,科学地揭示了各种刑罚制度尤其是数罪并罚刑罚缩减的内在机理,并可为量刑的统一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