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理论的多维分析——以广州市“禁摩”政策为例

政策过程理论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或中观理论在整个政策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广州市的"禁摩"政策为个案,在厘清本土概念、掌握"禁摩"政策具体过程的基础上,是用这三种理论对该省会城市的"禁摩"政策过程进行逐一解读,并分别阐述三种理论的利与弊,并探讨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本土化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     

政策试验的两种逻辑与组织模式

政策试验是在不确定性情境下改进政策制定的一种治理安排,它在小范围内测试新方案的有效性,将新的信息、证据和数据用于决策,在持续的试验学习中,促进成功经验的推广和扩散。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区分了试验学习的两种逻辑,即演绎学习与进化学习,解析两者的适用情境及组织模式,进而选择杭州市两项政策试验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议题属性与试验模式的匹配性。改进政策试验需要根据议题的不确定性状况,选择合适的学习机制与组织模式。     

政策试点研究的进展、盲区及若干探讨

政策试点彰显了我国千年治理智慧和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政策试点频繁运用于国家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实践,深刻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助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变。当前,政策试点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探寻“中国之治”的重要切口。对此,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形成了见仁见智的学术成果。本文对现有研究进展作了系统梳理,指出研究局限与不足,并对有关议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政策试点关键在于“先行先试”,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实践过程。下一步,深刻把握试点的本质特征,系统深入研究我国政策试点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基准、拓宽理论视角、延展研究议题、回应重大改革实践需求。     

解析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走向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美国所推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总体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中,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外,美国国会还炮制了旨在阻碍两岸统一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二者间的固有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一旦激化即易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甚至局部倒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奥巴马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及中美关系,这将对其在两岸关系新形势下执行已被美国政府奉行达3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上海自贸区：“自由”与“试验”

在上海自贸区这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无法具体预知未来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但只要抓住它的两个本质-“自由”与“试验”,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考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谈农民增收,不是看短期的因素以及一些应急的措施导致的收入增长,而要看长远的、深层次的制约因素。“三农”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农村,而在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向。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农村剩余劳动的有效转移。本文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并对其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高大全”与“红光亮”之新解析

＂高大全＂与＂红光亮＂的研究始终是学界的议题,前后也似有冰火两重天的境遇。通过分析＂高大全＂与＂红光亮＂的历史建构,探究蛰伏于其表象之中的神格化与审美趣味的民族化的本质内涵;从艺术与政治二个主体语境的不同阐述,对＂三突出＂＂高大全＂给予差异化比较与分析。     

政策环境、政策课题与政策试验方式选择——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政策试验方式具有多样性,其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取决于其是否与政策环境相适合,是否适应政策课题的需要。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试验方式与以往的政策试验方式存在多方面的区别,充分体现了政策环境和政策课题的重大变化。在新的政策试验方式下,形成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推进动力机制,为其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提供了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制度性经验,而且为完善和转变改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新思路。     

从“在场”到“在线”: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建构逻辑

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将以往的“在场督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督查”——智慧督查云平台。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有效建构和持续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价值、技术与制度构成了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变量函数。价值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宏观导向,技术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核心基础,制度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重要保障。从价值、技术与制度的三个维度出发,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警惕技术带来的“工具依赖症”,并建立激励与问责双轮驱动制度。     

政策议程中的“三农”问题

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农民维权行为的兴起,打破了“三农”问题不能进入政策议程的屏蔽机制,使它得以进入政策议程并催生了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三农”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对政策体系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农工阶层换位”:基本含义、外部效应与优化策略

新世纪之交前,中国规模最大的阶层一直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包含农民工在内的工人群体,逐渐取代农业劳动者成为规模最大的阶层,实现了职业维度上的“换位”,并先后带动“农”和“工”在地域、户籍等广义上的位置交换。在此过程中,农民数量不断减少且其成员构成不断变化,工人在群体构成、劳动方式、行业分布和所有制分布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工阶层换位”整体上是一场具有进步性的社会现象,与缩小贫富差距、优化社会结构和推动政治发展等在趋势上是一致的。当下,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注重职业农民与技术工人的培育,坚持城乡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中,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消融“二元社会”,推进农民与工人实现更加全面的阶层换位。     

陈瑸理“番”政策述论

陈瑸是清朝康熙年间著名清官,做过台湾县令和台厦兵备道。"番"指台湾原住民,是台湾社会处于原始状态的特殊群体。陈瑸的理"番"政策,包含着儒家文化的"民胞物与"的民本思想。他在理"番"中施仁政,与他的儒学修养有密切关系。     

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拉练”：模型构建与案例分析

现实中的“政策拉练”是我国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常见却鲜有分析的一种现象。基于T区三次乡村振兴“政策拉练”过程的田野观察,运用政策执行研究的博弈分析法,构建与呈现了中国政策执行情境下“政策拉练”的理论模型及其运作图景。研究表明：“政策拉练”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予以检评并依据检评结果决定奖惩分布的一种竞争性激励机制;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上下级博弈关系的不完全性导致“政策拉练”的激励效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试图论证“政策拉练”作为一种分析政策执行激励的理论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与经验意义,以期为政策执行和执行激励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民进党“对大陆政策检讨纪要”探析

民进党2012年败选后,党内掀起检讨两岸路线声浪,但过程一波三折,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决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时,为了党内各要角是否参与,也花了一番功夫。党内经过近半年的9场大陆政策扩大会议,广邀党内外学者专家,甚至包括蓝营人士讨论,期间民进党在台"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还抛出"冻结台独党纲"提议。然而,民进党最后没有以报告形式来确立两岸路线,仅以检讨纪要呈现,而且只字未提"冻独",足见其两岸政策仍在原地踏步。     

政策试验:顶层设计阶段的考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经历了从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变;从单一政策向综合政策的转变。顶层设计的概念虽是在2011年提出的,但是2005年综合政策的出现就已经体现了顶层设计的思路。顶层设计阶段政策试验的变化体现在三方面: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从法律为政策让路到法律为政策开路;试验刺激的不同,主要从政策优惠到政策创新转变。以上两方面是实然性的。第三方面的转变,政策试验的驱动:从刺激—反应型到主动回应则是应然性的。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台湾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与“南向政策”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近年 ,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战略以“南向政策”为主导 ,并进行了几次调整。台湾的三次“南向政策”的背景、动因和措施有其相似之处。近期来 ,台湾的第三次“南向政策”似乎有所收获 ,但其前景与第二次“南向政策”一样并不被看好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考辨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政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