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判例制度的构建——基于美国行政判例法与制定法互动之启示

我国已于2010年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但该制度下的行政案例指导并未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进程中所遇困境有针对性的回应.首先,行政程序法典长期缺位,新《行政诉讼法》仍未正式推出,行政案例指导无法发挥司法续造功能积极应对制定法的滞后与缺失.其次,行政案例指导虽能直接压缩法官酌定权的弹性空间,却未能有效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美国联邦行政法的发展历程中,行政判例法与行政制定法在行政机关法规制定、行政机关行政裁决、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方面都有着良性互动.通过对我国行政案例指导的现状分析,总结不足,借鉴美国经验,提出构建与我国行政制定法良性互动的行政判例制度之建议.     

现代刑事证据法的两个基本问题——兼评我国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

刑事证据法对权利保障与规制职权的重视程度,是其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在现代社会中,权利保障与规制职权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打击犯罪与权利保障的关系决不是因为两者存在冲突而需要＂并重＂或＂兼顾＂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是否肯定权利保障,实际上就意味着是否赞同采用文明的方法以实现惩罚犯罪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对权利保障的肯定程度,也就是其文明程度。鉴于排除非法证据是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重要内容,因此,两个《规定》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相关内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设置程序性法律后果方面迈出了引人瞩目的步伐。如何使两个《规定》中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得到落实,则仍需进一步的努力。     

构建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障碍及克服的理论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仍然存在着司法解释权配置不当,审级制度不完善,判决书论证不充分以及规范的判例汇编机制尚未建立等障碍,亟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两大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加以克服和完善。     

经由行政案例指导迈向行政判例法

判例法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两大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在我国,判例法能否采行、如何采行虽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设想却为判例法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行政法领域,判例法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栽经典行政判例而展开学理分析,有助于夯实我国行政判例法生成的社会基础。     

建构与自发之间——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质疑与反思

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与指导主体、指导方式、指导功能息息相关。在指导主体上,创制主体和裁判主体的分离使得地方各级法院缺乏报送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性激励;在指导方式上,指导性案例存在数量少、指导性不足、说理不充分、易被规避等问题;在指导功能上,指导性案例未必体现出超越司法解释的优越性。上述症结根源于官方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建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尊重实践理性及案例在现实中的自发秩序。     

判例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本文以案例为支点 ,着重从立法方面、成文法自身的缺陷、法官自身的素质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相同案件没有得到相同判决”的产生原因 ;进而分析了判例制度相对于成文法的优势 ,提出在我国逐步推行判例制度对于完善法制、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及对不赞成引进判例制度的若干观点的比较认识 ;在此基础上 ,就我国推行判例制度的进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国判例制度的创制及其适用

判例不是我国法官裁决时可以援用的法律渊源,但先前案例对待审案件有切实影响。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增进司法一致性的作用,我国司法解释应当判例化。我国判例制度的创制构思包括明确判例的创制主体和规范判例的创制程序,对于其未来适用则需要构思其适用的原则、条件、过程及规避。     

古代中国判例传统:成因及启示——案例指导制度的另一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判例传统,其成因有经验哲学、贵族精神以及实用性。中国古代判例传统对我国当今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启示有二:一是确立成文法为主判例为辅的二元法源形式;二是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具体包括加强法官裁判过程的程序控制和提高法官的人文素养。     

论引入判例法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依法治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不断涌现,法律“盲区”出现,使得法官无法可依,因此,引入判例法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     

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问题、原因解析与机制重构

案例指导制度确立近4年来,指导性案例的运行状况并不理想:不仅案例的适用率低,且大都是隐性适用.究其原因,与指导性案例的生成机制、参照规则、公开载体、援引适用以及数量类型等存在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通过最高法院直接创制指导性案例,增强案例的权威性;通过赋予法官对案例的注意、报告和说明等义务,强化案例的外在拘束力;通过鼓励当事人主动援引案例,明确法官参照裁判要点,并建立案例数据库、完善检索途径、强化案例工作的激励保障,推动指导性案例取得实效.     

论判例法的本土化之路——对我国判例法制度建构的几点意见

遵循先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建立判例法制度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议题。判例法本土化对于我国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尽管众多法律工作者在理论界与法律实践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与尝试,但是直到今天判例法本土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判例法的实践现状令人堪忧。我国司法工作者们应当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法制度。     

日本刑事判例的地位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日本刑事判例制度不仅对刑事司法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还影响立法,这种判例制度对于解决立法滞后与现实活发之间的矛盾发挥着重大作用,相应地,司法中以判例实质地创制法规范等做法也可能一定程度上消解罪刑法定原则.日本的刑事判例制度给我国目前的有权司法解释模式提供了启示,如重视法律的权威性等.应当借鉴该判例制度构建我国的"一元个体判决式"的刑法解释模式.     

论我国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日益暴露。为此,本文以刑事证据立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刑事证据的重要地位;证据立法史的演进;现行证据立法的缺陷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内容：证据制度、证据的基本原则、证据规则等进行探讨研究,为能早日制定一部刑事证据法抛砖引玉。     

论刑事判例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的定位

在概念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判决范例 ;在性质定位上 ,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司法解释 ;在创制定位上 ,必须经由特定主体和程序来完成 ;在效力定位上 ,应具有普遍约束力 ;在监督定位上 ,必须确立制约制衡机制。     

中国的民事法律与司法判例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就中国而言,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如火如荼,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司法判例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判决预测,促进理论发展,促进法律完善,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因而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之完善

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引入带有判例法色彩的中国式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中的一项创举。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首先应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加以明确;其次,明确审核发布案例的主体及程序;再次,要严格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     

关于建构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定位分析

建构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 ,反对法官造法。两大法系在司法制度、人文背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本源意义上的判例法制度。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弊端以及刑法理论对司法实践良性发展的需求 ,客观上要求刑事判例制度不宜再走司法解释之路 ,应当将刑事判例制度定位在一种司法审判的参考、理论研究的载体之上     

判例制度立法的建议

判例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应当大胆地借鉴 ,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制度 ,弥补成文法的不足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     

构建中国案例指导运行机制的几个问题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单一的成文法体制,法律以成文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成文法体制有其优点,其法律规范系统、集中,便于学习、掌握和运用,但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无论立法如何成熟和发达。成文法都无法将所需要调整的问题完全囊括其中,而相对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其滞后性的问题更是难以克服。笔者认为,我国适当引进判例法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发展与完善

在刑事司法领域,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保障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谦抑性、遵循先例、时效性、权威性原则,促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多元化、效力层级化、遴选标准科学化、形成机制诉讼化、指导方式明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