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容忍:缅甸克伦族和缅族的碰撞与并存

缅甸克伦族与缅族之间存在着碰撞与并存的关系,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认同,克伦族分离主义运动是二者碰撞的突出体现,但克伦族又难以脱离缅甸这个由缅族主导的国家.本文从文化冲突与容忍的角度阐释了这种对立统一关系.     

越南西原的民族分裂势力及越之对策

越南西原的民族分裂问题是越南三大民族分裂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西原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而美国则支持和豢养了西原民族分裂势力.以"福洛"组织为首的西原民族分裂势力在越南国内外进行的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德伽国"为目的的民族分裂活动对越南的国家安全产生了严重影响.     

俄罗斯帝国民族分离主义的起源

俄罗斯帝国解体,民族分离主义是其重要诱因。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多与帝国晚期政策失误有关。在民族政策上,帝国早期在专制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但晚期以大俄罗斯主义为核心观念,强制实施直接统治,实施俄罗斯化政策,区分异族人,构建出少数民族的他者。在帝国治理上,自上而下的自治传统破坏了帝国的专制能力;为加强专制统治而频繁取消自治政策又引起更大的民族矛盾。这些因素导致帝国晚期外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在1905年革命时集中得以释放。随着帝国外部环境的变化,民族分离主义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泰国南部问题的成因探析

泰国南部冲突延续多年未能妥善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激化了泰国政府与泰南穆斯林的历史矛盾,形成了新的民族隔阂.泰南穆斯林经济落后,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这导致双方难以建立互信关系,所以偶发因素就可能导致分离主义活动的死灰复燃.     

变迁中的俄罗斯联邦体制与民族问题

转型以来,民族因素成为俄罗斯联邦体制变迁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自治实体的民族分立和民族分离主义对联邦中央实行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秩序形成了挑战。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试图通过条约联邦的方式来化解这种危机,但是效果不佳。普京执政以后,对联邦结构加以改革,大力加强垂直权力体系的建设,以求提高联邦的效率和法律秩序。他的改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俄罗斯目前的“可控民主”只是一种过渡,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宪政联邦。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俄罗斯能再崛起吗--俄罗斯民族发展钟摆性与兴衰周期浅析

"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虽然是现实的和前瞻的问题,但是答案却藏在俄罗斯历史的深处.本文尝试展开俄罗斯历史的视野,从俄罗斯文化对其民族性格和社会发展道路影响的视角,阐释俄罗斯民族发展呈现出"东方化-西方化-东方化"、"分-合-分"钟摆性"的周期,以及这种周期与俄罗斯民族兴衰的联系.论文认为,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曲线来看,叶利钦/普京时代处于一个新的"西方化"的、"合"的兴衰周期的起点.当然,俄罗斯崛起的道路将崎岖曲折、荆棘丛生、关隘重重.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俾路支民族主义接近族裔民族主义,具有极端化的潜质.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受"萨达尔"制度的影响而封闭、守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俾路支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表现为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民族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拒绝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民族排外主义"以及割断历史、文化联系以谋求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俾路支利己主义者将该省的资源和经济走廊项目视为民族私产,追求俾路支人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走廊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片面强调公平,影响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俾路支排外主义者认为外族人参与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危害俾路支人的利益、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因而破坏经济走廊形象,降低了当地社会对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的参与程度;俾路支分离主义者将经济走廊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频繁发动针对经济走廊项目和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威胁着经济走廊的安全.     

近代中国的转型与外部世界之互动

文明与文明、国与国间有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越高,这种互动关系越是密切。在较发达国家与较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前者对后者具有更大的影响。不过,发达与不发达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领域与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某时段与某领域的发达,不等于在所有时段与所有领域的发达。因此,较发达国家与较不发达国家间的互动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近代中国由自尊自大的"天朝上国"到屡受列强欺凌的弱势国家,再由近代民族主义与革命浪潮的兴起,到完全国家民族独立的实现,并迈向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过程,充分说明了文明与文明、国与国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     

论泰国政治转型对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的影响

自1932年立宪革命至今,泰国的政治转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1932—1957年的民主建立时期,1973—1988年的民主扩大时期,1992—2014年的大众民主时期。在政治转型进程中,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大体经历了"产生—恶化—缓解—复燃"的演变过程。政治转型在其中扮演了较为负面的角色。其内在逻辑是:一是政治转型形成了政治多元化的竞争环境,不同的民主诉求与差异化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导致主体民族的控制型民主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二是恶性竞争加剧民族矛盾,会使不稳定的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三是泰国的政治转型呈现出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和危机,泰国政府无法在和平有序的政治环境下有效治理民族分离。2019年,泰国举行了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的首次全国大选,开启了新一轮政治转型。如何避免此次转型对泰南和平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是目前摆在新民选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