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实务的“双轨制”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采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并行的“双轨制”制度，对知识产权人和救济制度各自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后，可以认为，情况简单，易于判断的侵权案件，适用行政救济程序效率更高，而对于情况复杂，难于判断的侵权案件，适用司法救济程序效率更高，因此目前“双轨制”的存在仍具有其必要性。     

公共警告的现代兴起及其法治化研究

公共警告作为警示公众防范危险的有效手段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同时也出现了滥用侵权的问题.从大陆法系和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警告目前都被界定为不具强制性、不决定法律权利或义务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适用与法律救济上不同于正式行政行为;对其法律控制主要依据比例原则等一般行政法原则;其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种途径.在我国,公共警告侵权在获得行政诉讼救济与国家赔偿救济上存在一些障碍,应逐步予以完善.     

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共同致害案件的审理问题研究

有侵权必有救济。我国目前的侵权救济是建立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并行的基础上,这种侵权救济制度难以解决行政机关违法侵权与一般民事主体侵权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类共同侵权案件中引发的行政赔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应当如何分担和衔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我们必须在审理程序、归责原则、因果关系及责任划分等问题上采取不同于一般侵权案件的处理方法加以应对。     

论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与行政救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产权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倍受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关注。我国知识产权实施的是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的双轨制保护体系。刑事司法保护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行政救济也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刑事司法与行政救济并重并积极加以利用和不断加强完善,构筑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论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和法律救济

随着网络的发展,知识产权侵权延伸到这一虚拟世界.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具有许多不同于现实世界侵权的特征.其立法目前仍相当薄弱,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有诸多疑难问题,这是知识产权侵权法制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和新课题.有鉴于此,对网络下知识产权侵权的特征、成立要件、认定疑难以及民事和行政法律救济方法的诉求和这类案件管辖权的确定等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思考和论述,以期促进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并有助于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对其立法的建立、健全和司法实践中有关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途径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对于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途径仍一直未予明确。在此,本文介绍了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现状,重点分析了我国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问题包括司法救济的法律依据、适用程序以及裁判根据方面的困窘,并对建议改造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促进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略论我国行政侵权的救济模式

积极发展行政侵权的救济制度,逐步提高国家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矫正和控制能力,这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行政侵权的救济模式以实行双轨制和复议选择原则为主导,同时兼顾单轨制的模式,并提倡复议前置原则.     

论价格听证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的完善

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责任制度与救济机制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很不完善,救济机制则由于行政决策的性质而局限于行政救济。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民事责任补充甚至替代行政责任来解决价格听证程序的责任虚化问题;并将包括价格决策在内的行政决策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令其接受司法审查。     

美国未成年人辩诉交易运行机制研究

在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包括未成年人案件都可适用辩诉交易.而作为与刑事司法并行的司法制度,美国少年司法在恪守“国家亲权”理念及“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亦逐步加大了辩诉交易的适用.刑事司法与少年司法双轨制下的未成年人辩诉交易在制度设计、程序运作及司法救济上存在一定差异,亦面临一系列质疑与规制.     

论强化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几个着力点

中国现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存在着司法主导作用不突出、与行政保护关系不顺、对侵权阻遏作用不强、司法能力不够、实施效果较差、涉外侵权规范缺失等问题。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司法效能的主要着力点包括：理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设立专门法院、协调民事、行政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完善临时措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对多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管辖与法律适用原则等几个方面。     

司法的"场域"分析?--以1997年的一次学术论战为背景的展开

在目前的体制下,司法审判是一个法官由“非司法者”角色向“司法者”角色转换的过程。这种转换是一个法官在多重“场域”夹缝中艰难穿行,并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进行公共选择的结果。     

"私"自治的辨析

自治为私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私"自治的具体内涵应该包括私法自治、私人自治两方面,前者是指私法相对与公法、社会法的独立地位,而后者则是指私法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自主。其二者既相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从法规范的层面来看,"私"自治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基于更高的价值目标,强行性规范也会对自治进行介入,但是根本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自治"。     

追本溯源:"刑"、"法"、"律"字的语源学考察

"刑"字的本义为残害肢体的肉刑,后来引申泛指刑罚."灋"字的本义是在神判之后令其离去、离开,亦即放逐."聿"、"律"本为一字,"聿"字有区分之义,引申为界限、标准等义,"律"字因此而被用为音律、法律的意义.     

“垄断福利”的法学分析

"垄断福利"的正当性以及如何治理"垄断福利"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主要从民商经济法的角度分析了"垄断福利"的实质,批驳了为"垄断福利"辩解的"福利说"、"便利说"、"优惠说",分析了"垄断福利"对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危害,提出了治理"垄断福利"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TRIPs-plus”扩张的法律分析

“TRIPs-plus”是发达国家推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的一种新形式，并呈现越来越强的扩张趋势。“TRIPs-plus”的扩张具有其法律依据和深刻诱因，认识和掌握“TRIPs-plus”扩张的法律特性对于我国针对新的国际环境积极制定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对智力成果权范式的一种历史分析

知识产权的统一性何在,理论上有不同见解.其中,"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权"之观点最具权威,占据范式地位.但是,对智力成果权说的逻辑质疑始终没有停止.英国学者Brad Sherman和Lionel Bently的著作<现代知识产权法的形成-176O～1911英国经验>跳出惯常的逻辑分析,从历史考察的角度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统一基础走过了"从智力创造到权利对象"的历程.由此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智力成果权范式的权威地位是历史的产物,应当被超越.     

侵权行为概念分析

大陆法学往往是概念法学,而概念清晰与否,如何理解概念,则往往就成了法学关注的核心和法律规则的基点。其实,"侵权行为"这个表达所涵盖的内容,已经颇具中国的特色,它与我们所借鉴的西方法律之原本表达已有所不同。虽然可以约定俗成之理由持用之,但其中差异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概念上的不周延和理论上的困惑则不可不知。读者所见,即因此而发之仔细、深入且有实际意义的文字。仔细之谓,作者不仅认真细致地考察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立法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分析了与之相应的学说阐释,从而使读者由此既获其所论之大端,又得其兼听之明。深入之谓,作者所论,起于我国民法学界百余年来每每乐道不疑之题,非有充分阅读、体会和思考断难有如此觉察领悟,此所以见其道行已深之处。实际意义之谓,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立法准备工作中,侵权行为似乎已成独立一编之势,有关讨论与研究纷纷扬扬,而此文稳健严谨,用心实然,意在知其所以然从而发现其应然,显然有裨益于实际立法的思考与斟酌。至于作者由此所立之论妥当与否,是否可以接受,自可另当别论,此亦学术之常事。     

“依法执政”考辨

依法执政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与法律问题.执政是一种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用以连接二者的活动,依法执政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立的背景之下并不成为问题.在当代中国,由于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讨论依法执政的意义才较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宪法政治、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为前提和条件,并需要解决执政党与国家的分开、调整自身地位、从政治思维转换为法律思维等难题,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基本目标.     

评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是现代冲突法理论中最有影响的主张之一。本文从介绍该学说的基本内容入手,探讨了所谓的“政府利益”,分析了本州利益与外州利益以及全社会利益的关系,并从多种角度,诸如“虚假冲突”与“真实冲突”,柯里学说的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及精确性,成文法与判例法,“比较损害”问题等等,对“政府利益分析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同时还论及了柯里学说的不足。     

On "Coherence" and "Law": An Analysis of Different Model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compar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he role of (normative) coherence in the legal field. More precisely, it aims to deepen Neil MacCormick's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in which coherence is essentially considered an interpretative tool, and Ronald Dworkin's legal theory, in which coherence occupies a more crucial place.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in two points. A) For Dworkin, coherence is not just an interpretative standard but constitutes the hard core of his theory of law. B) As a consequence of A, Dworkin's reflections on coherence (as an interpretative standard)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is theory of law ground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g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