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语言中的模糊修辞运用

模糊修辞是汉语修辞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法律语言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 ,而在法律语言中模糊修辞的使用也大量存在。本文试图对模糊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运用及效果进行初步探讨     

判决书,法官阐释法律的最好载体

自梁攀龙扒机案发生以来,关于生命价值的教育及“假如扒机者是恐怖分子”的争议,在法律界及教育界引起广泛反响.9月 27日《法制日报》发表本案承办法官朱蓉的文章,对梁攀龙扒机案的裁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论网络舆论场域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构建

"场"的研究涉及物理学、社会学和传媒学。公共舆论具有强烈的可操控性,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具,媒体往往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理论视野的狭窄,我国的舆论场域呈现出舆论一律的畸形现象。然而,随着社会整体结构、心理结构、治理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变迁,舆论场域开始分裂、瓦解并陷入集体迷失的困境。网络舆论场域由此得以构建并呈现出反噬的态势。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在社会福利研究中的运用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在社会福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福利场域不仅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而且具有独特的惯习,即福利惯习,全面理解福利场域与福利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法律修辞的逻辑

法律判决书通常表达为司法三段论的模式,因而人们常常误解认为逻辑对法律思维应具有严格的规范作用,法律思维的过程就是逻辑演绎的过程。但是,司法三段论的简单模式不可能是对法律思维的精确刻画,而是借助其理性论证力量增强司法过程及结论的可接受性,即作为法律修辞的一种手段。错误的定位一方面可能招致对司法三段论的错误驳难,另一方面又可能遮蔽法律判决书讲法说理功能的实现。法律推理往往由背后隐含的假设和背后的理念等各种实质要素所决定,当它们存在争议时需要予以明确表达和证明。     

论贝多芬创作思想的主体间性哲学场域

从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近现代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其自身的缺陷,表现出种种无法克服的悖论;主体间性哲学则是对主体性哲学范式的反思与超越。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音乐创作作为人的独特的生存方式之一,在基本创作层面,创作建构人的主体性,为人类表征世界提供资源。在功能创作层面,功能性创作标记又使主体间性成为可能。贝多芬创作思想中的自由性、人文关怀和自觉性凸显其独立和成熟的创作状态,使创作重新回到了人间,为人类生存提供意义与价值支撑。     

看守所场域中的民商事通信制度论

我国现行制度中未确定被羁押者及其权利义务相对一方的民商事通信制度。设立看守所场域中的民商事通信制度,符合宪法和民商事法律制度确定的权利保护内容,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双方的民商事权利。该制度设立的基本原则是帕累托占优原则、多种利益协调原则、可行原则。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包含时空状态下通信的发起至通信结束的全部内容。     

论教育场域中的话语权与教育人本精神的回归

教育的本质应突出教育的“人本精神”．但是当下教育场域内的某些教育实践却偏离了人本精神的承继。从教育纵贯发展来看,作为教育源头的原始教育,以及“有类无教”的历史践行中．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话语权的分配均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与当今教育话语权的不平衡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重置教育话语权,让其动态均衡并自主发展,这是“教育人本精神”得以回归的有效途径。     

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场域理论视角下和谐警民关系构建

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关乎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基本任务和价值追求。构建警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促进警民关系质量的改善是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及达成平安善治局面的根本途径。然而,随着各类社会矛盾凸显,警民之间不和谐因素也逐渐增多。基于场域理论对警民关系场域进行分析解构,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住影响警民关系场域发展的本质要素和内在关联,进一步厘清场域中各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寻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应当健全场域规则,共建警民关系场域;强化场域交流,完善警民沟通机制;促进警民资本培育,推动法治意识养成;引导惯习转变,优化警察执法理念,才能持续推动警民关系场域和谐稳定发展。     

论萧红小说的修辞特性

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在语言方面,她的小说很好地体现了"语言表达应配合一定的语境与情境",在不经意间展现出过人的叙事才能.她的语言存在是现代汉语语言运用的一个个案.她不期然达到的语言高度,是值得探究和借鉴的.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修辞学观照中的视听传播

电视已成为信息社会中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之一,但电视人有意无意地割裂声画关系、很少考虑有效地运用修辞手法来提高传播效果,同时,传统语言学、修辞学也忽视对电视语言进行研究。这制约了电视这个复合符号系统在传播信息和理解知识上的前进。电视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应该努力揭示出电视语言的运用规律。     

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及运用——以监狱的调查研究为例

人类学是以研究文化的现象为主的一门学科,如果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那么法律人类学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法律人类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的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深度访谈法、视频观察法对法律现象的探讨的帮助是很大的。完善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对监狱这一特殊领域进行学术深描的需要。     

特殊痕迹检验在法庭科学中的应用

特殊痕迹检验在法庭物证检验中具有重要使用价值，尤其在杀人、盗窃、抢劫、强奸、交通肇事逃逸等刑事犯罪侦查中，特痕检验能提供重要的犯罪线索和法庭证据。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证据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的应用

如何判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即如何认定、确认精神病,亦即如何取得合法的精神病认定证据,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对某些个案鉴定之所以出现较大分歧,其重要原因是由于证据不同而导致其鉴定结论的不尽相同.由此可见,证据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具有关键的作用.     

民事诉讼中书证提交义务的司法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书证提交义务制度构建过于粗疏,导致在具体程序适用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为避免该制度因使用不当对当事人权益造成损害,我国书证提交义务制度的适用应该采用限制化的原则,明确书证提交申请书的内容,放宽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时间,完善法院对申请状的审查程序,扩大书证提交义务的义务主体,完善对书证证明妨碍的法律制裁。     

网购灯箱在脱影照相中的应用研究

脱影照相的方法通常是使用专用灯箱,然而这种拍摄方法不仅对配光要求高,而且专用灯箱价格昂贵,不便携带。为了改进现有的拍摄方法,改善拍摄效果,脱影照相不妨使用网购灯箱。实验证实:改进后的网购灯箱,在拍摄效果、用光方法、抗外界光线干扰、色温平衡和价格方面,均优于专用灯箱。由此可见,利用互联网有助于我们寻找和发现更加适合刑事技术工作需要的产品,这对提升证据能力,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有效打击刑事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算机取证技术在犯罪案件侦破中的综合应用

计算机取证技术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公安机关获取证据、发现证据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被广泛地用来解决大量的计算机犯罪和事故问题。文章结合计算机犯罪调查四因素及其关系模型,通过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来说明计算机证据获取、分析技术在案件侦破中的综合应用,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