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治理中的公民社会成长:意义、问题与路径

区域公民社会成长有利于实现区域公共治理价值区域化、促进区域公共治理方式变革、推进区域公共治理资源的整合。当前区域公民社会成长中存在着组织跨地域融合不够、运行机制自主性不够、公共治理功能欠缺等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区域公民社会的身份认同体系、权能规范体系、自治发展体系、功能拓展体系,以促进区域公共治理中区域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治理功能的完善。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文化公民身份建构

传统文艺社会学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将社会文化结构想象为同质性的文化整体，而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复杂性与破碎性却强烈地昭示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公民身份理论正是基于对文化多样性的观察，要求承认共同体内部成员文化身份的差异，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近年来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大大拓展了公众表达文化诉求所需的公共空间，对于中国文化公民身份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共治理、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推进共青团组织发展的三大引擎

在全球公共治理模式兴起的趋势下,共青团组织发展将从传统高度自治的特殊民主模式、高度集权的管控模式、松散约束的控放模式向开放与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化,从而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科学、民主、高效的机制、体制.在公民社会浪潮的洗礼下,共青团组织要把握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职能拓展的契机,全面融入公民社会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自愿性、合意性、公开性,努力回归群众性属性,处理好先进性和群众性的关系,充分激发共青团组织的内在活力.在宪政制度发展的背景下,共青团组织必须走依法之治的道路,要突出规范化争制度化,寻求软法和硬法兼容并举,实现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实效性.     

公民社会理论与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

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社团革命”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一即公民社会理论。从国家与社会二元理论结构基础上发展出的国家、经济、社会三元理论,将公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经济控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心话题是如何建立具有自治、自主、自律性的包括非政府公共组织等的社会组织。从非政府公开行政角度,我们可以将由非政府公共组织实施的非政府公共行政大体分为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民间志愿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类。非政府公共行政凭借非市场、非政府机制运行。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欧盟治理与公民社会组织研究综述

欧盟作为全球化、区域化的成功典范,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极好的试验场。自90年代末期以来,欧盟治理成为欧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欧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层级网络治理为主的模式,在其中各类角色在各个层面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互动。在欧盟治理的框架中,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既是布鲁塞尔利益集团中的一类,也是欧盟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学界对公民社会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公民社会组织对欧盟治理的参与等进行了考察,认为欧盟政治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蕴含着实现更有效的咨询、更好的规制、多层次民主治理等目标的潜力。     

论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石

公共精神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体现民主、平等、自由、参与、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公共精神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与基石,公民社会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公民社会建设应以法治为基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起点,以公民参与为手段。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细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而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从公民社会视角谈政府民主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本质就是民主社会,它尊重公民资格,保障公民权利,认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是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内涵。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的形式来保证公共权力在全体公民的同意、监督和制约下规范地运行,并最终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民族国家、风险社会与西方公民身份重构

公民身份是维系国家良性运行的重要构件。在民族国家的视域里,西方公民身份是在一个由多元维度动态交织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至少包括道德文化维度的同一性建构策略、国家赋权维度的功能分化建构策略、社会矛盾维度的排斥性建构策略。在风险社会语境中,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的建构情境、动力、空间与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公民身份的基本问题约束,西方国家尝试在社会构成、民主范式、空间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重构公民身份的想象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公共危机发生。最大限度的社会信任与宽容、社会网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危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就要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社会信任;推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教育创新,搭建社会互动网络平台。     

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公民社会是在西方社会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理论,在近代西方＂国家主义＂盛行的同时掀起了对公民社会讨论的又一次热潮,这一讨论也波及到了中国并对中国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逐渐展开,中国公民社会逐渐产生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民社会的产生与政府的转型有着密切联系,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的治理模式。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浅议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政府要适应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进简政放权,从市场、社会能够自我治理的领域中逐步退出,并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公民参与,即:重视培育公民精神、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重视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确保弱势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不缺位及以制度的创新保障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这是激发社会治理的活力之源,最终实现善治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内向型行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开展合作。     

公共权力转型与公民参与

一、公民参与涵义界定与理论检索。 1、公民参与的涵义界定。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公民参与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参与理论的倡导下,公民参与成为一个日益令人注目的主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公民社会中个体的公共精神培育——与金岱教授商榷

金岱教授在其《文化现代化:作为普世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论略》一文中,对公民社会之于自由个体的意义做了十分精辟的阐述。要实现麦克尔·爱德华兹所谓的公民社会的第三种模式,个体除了应具有金教授在文中指出的个体权利意识、独立性、主体性、理性、自律等,还应当具有公共精神。传统文化的积弊使得国人素来缺乏公共精神。公共精神的培育,应当在尊重个体独立个性的基础上,在政治体制上逐步培育个体的公民意识,在教育方面逐步培养个体的人文精神。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权力的界限研究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界限。一直以来,人们总希望既能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效用,又能限其于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公共权力的界限必须是清晰的、可控的,这是公共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由于公共权力自身存在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加之权力委托人本身难以克服的自利性,导致权力越界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公共权力界限的确定和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