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是公民权利的回归和物化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民权利的委托代理方式,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并忠实地为人民办事。现代社会管理强调主体多元,明确公民主体地位,吸引公民主动参与,强化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步做到从“为民作主”到“靠民作主”,进而“由民作主”,以体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     

公民选择权利形成的依据、本质及其保障机制——基于服务型政府模式

公民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公共管理民主化、高效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善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公民选择权利的形成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与服务理论，其本质是由民作主。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民选择权利的实现在于政府法治的保障、政治道德的保障、信息技术保障及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自我保障。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公民意识的理想性演绎与现实性生成

公民意识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基于公民身份而产生的一种重要心理意识。从哲学上看,公民实为"公共之民"、"公开之民"、"公众之民"和"公平之民",公民意识理应包括主体意识、主人意识、参与意识、交互意识和平等意识等基本内容。然而,公民意识的现实生成常常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传统文化、公民教育以及国民的综合素质。因而,我们有必要根据公民意识的理想性演绎,基于具体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意识培育之路。     

企业化政府与公民社会互动治理

公共管理市场化改革意义在于:树立有效政府的新理念,用企业精神改革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下放公共服务部门的权力。但对一些无利可图难以市场化的公共产品,企业化政府并不能有效提供生产,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多种形式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公共管理;积极放权授权,让公民社会与政府互动;建立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信息沟通平台,以实现有效治理。     

“公民社会”的理论基础辨析

<正>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公民社会理论一直处于显学位置。"公民社会"原词早期译为"市民社会",突出其经济组织与经济活动的内涵,今天则越来越多地被译为"公民社会",突出其社会自治与公民权利的内涵。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解,公民社会是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公民自主活动领域,其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私人领域、社会组织、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领域、社会运动等。在一些人的看法中,公民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抑制国家     

反腐败就是维护人权

腐败是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公共权力本来是用来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各项人权的，而腐败官员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不仅使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还会使公共权力受到侵犯。例如，警察腐败可能造成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检察官腐败可能导致滥权枉法、任意拘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法官腐败可能造成审判不公和冤假错案，侵犯公民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公民义务、权利限制及其保障

公共危机需要由政府使用包括紧急权力在内的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而言,在公共危机应对中需承担服从义务和协助义务,同时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和消弭危机.但危机应对中权利限制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溢过全部权利边界.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禀持一定的制度和原则以保障危机应对中某些权利不被克减或侵害.     

英国公共管理改革的解读与启迪

英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启迪我们执政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视宪政改革,促进政府权力向社会回归,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善治.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评析

我国传统的"教化型调解"存在的环境是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这样的"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社会"对诉讼调解有内在的需求,诉讼调解也依赖"一体化社会"提供干预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被区分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应的诉讼模式也由职权主义转化为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进行干预失去了正当的基础.法理的分析也表明调解与诉讼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多年来,调解与审判关系的摇摆正是这种种矛盾的体现.调解应逐步转化为和解,且应与诉讼进行适当分离,调解不应再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论民法的本质

民法的本质是民法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 ,其决定民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目的和体系。民法是权利法 ,表现在其制度、规范、目标等方面 ;民法是私法 ,在立法、司法、法学教育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根本原因在于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表现在其确立了市场主体资格 ,财产归属和流转制度以及以其理念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等方面。     

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的思考

增强民间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对影响民间投资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 ,并提出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建议。     

公务员之法律责任探讨

公务员之法律责任是因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而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追究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根据责任引起的原因,分为行政违法责任、行政不当责任、行政侵权责任;根据责任的功能和目的,分为惩罚性责任与补偿性责任;根据责任的性质和内容,分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法律责任;根据引起责任的法律事实与责任人的关系,分为直接责任、间接责任、领导责任、连带责任;根据问责主体,分为行政机关认定和追究的责任、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认定和追究的责任、司法机关认定和追究的责任。     

市场经济与民法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以民事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等为基本内容,是规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可持续发展与公务员培训

公共行政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公共行政能够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程推行提供必要的长期战略。可持续发展与(未来)公共行政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在总体上它可以被看作公务员培训中一项关键的资格——而且,应该教授适当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教师是能够在培训中执行可持续发展的各方各面的最重要的人群。公务员培训中可持续发展的落实应该由培训组织自身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强调来予以支持。     

论公务员精神

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公务员精神,需基于对公务员精神的基本特性、政治功能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等问题的了解。公务员精神的基本特性,指的是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既是公务员制度灵魂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又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公务员独特的精神风貌。公务员精神的政治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它的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治功能、维护公共事务的政治导向功能、具有特殊精神力量的政治功能等几个方面。而当前我们要在实践中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无疑应该遵循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过的“三贯穿”思路,即在实施公务员法、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等三个过程中大力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     

市民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态势决定了中国政府职能必须转变,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政府。从国情出发,政府应正确发挥作用,培育市民社会,增强公民自治能力,从而顺利地实现职能转变,促进行政改革的发展。     

民间法正义观转型初探

不同的案例表明西方的国家法的抽象正义观与东方民间法的情理正义观存在实质的差别,原因在于思维方式、超验与经验传统、政治结构的差别。在现代法治理念下,传统民间法所代表的正义观将向混合正义观转型,西方法治所代表的国家法抽象正义观是其骨架。     

我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评述——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起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理论热点。市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具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其一是作为一种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实体,是否能够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加以建构;其二是作为西方话语谱系中的解释模式,是否能够用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前者是社会建构方面的一种策略设计,而后者则是知识方面的一种理念预设。由于市民社会概念在引进中国之时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因此对其上述区别,在研究中缺乏足够的、自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