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

本文深入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指出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探讨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理论及其价值,强调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的相互关联和重要性。着重分析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建构路径,从“自上而下”向多元主体协同的转变、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帕累托优化”,以及从法治成本分担演进至利益共享三个角度出发,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利益、法治、秩序与和谐——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维度的价值理路

法价值是法的客体对于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利益、秩序、和谐构成了法价值的主体,它们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利益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法治是利益均衡实现的最理性选择,利益均衡是秩序的前提条件,秩序是法治的最基本价值,和谐是法治的终极价值,是秩序的最高境界。     

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

法治社会是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之后提出的一个关涉法治全局的概念;法治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甚至还有法治政党等概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整个法治的基础;法治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比,法治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尚不成熟.推进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逻辑中,理解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在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一脉相承的逻辑中,寻求法治社会的构成体系和基本路径,从而在学术上拓展社会法学、公法学和整个法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的局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

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建设”中法律美学意义的认识和探讨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从美学角度审视法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法学更为全面。在关注法律美的同时,于实践中融入美学思想,更能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在处理一些法律问题,以及面对诸多法学困境时,适当的从审美角度审视状况,也能为我们提供不小的帮助。当代法律的审美,是受当今建设"法治社会"总目标所领导的,在此基础上,法律美学必将为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提供其特有的学科作用;为制定好的法律,改良司法机制体制提供指导;在完善法治体系,加强社会法治观念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试析法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在国家层面推进法治建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的参与对社会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保障公民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但由于受现有制度设计、政治文化务件、公民主体意识等因素的制约,使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缺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人文环境优化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当前中国加强法治认同建设的现实意义

法治认同是指公众对现有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等法律要素产生的认可和赞同.对目前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来说,法治认同可以提供思想基础、合理性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加强法治认同建设,需要加大法律的便利性和人文性、开展全面性的法治宣传教育、规范法律的实施.     

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

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应当允许存在多元的独立利益主体，鼓励多元利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利益多元化是法治的根基，它从多方面促进法治的成长。经济利益多元化创造了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社会经济力量，从而会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政治利益多样性促进政治多元化，使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和行政的独立性。价值多元化促进法律相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使法律和司法具有价值和形式上的中立性。利益多元化也有损害法律至上性的负面影响，须通过强化法治克服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学教育的定位与人才培养机制的优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需要大批懂经济、懂管理同时又懂法律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又需要大批职业化的法律人才.这不仅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与机遇,也对我们法学教育如何培养法律人才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高等法学教育不仅要为法律职业培养后备人才,而且还要面向全社会培养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与管理者,培养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职业性具有鲜明的导向性,是一种包含和超越一般素质教育的职业教育.构建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必须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实现知识传授与职业能力训练的和谐统一,寻求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良好互动.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二者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现象.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和公民意识为基础.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论法治政府中行政执法的目标及其实现

法治政府即要求政府的运行必须在法律之下,在法治政府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法治的价值目标便是在微观上体现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在宏观上体现为维护社会利益。在法治政府的环境中,行政执法的目标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尊重社会利益和社会自律、维护政府权威等。实现这些目标,应在行政执法的主体,行政执法的制度设置及行政执法的环境方面对我国的行政执法进行完善。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深得人心,法治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正如火如荼。但何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政府,似乎遥不可及,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正是适应这一形势需要而产生。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如何将其置于现实的法治实践中进行考察,如何建立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用比较法学、实证法学等研究方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是有益的尝试。     

体系语用的法思考

体系语用目前在法学界非常盛行,法学体系、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法治话语体系等修饰组词蔚然成风.这既源自动态法治思考体系的特点,也与西方法学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法治理论、法律实践的需求有关系.对法律、法治和法学的体系修饰,目的是为法律、法治实现寻找正确的思维方法,整饬辩证、整体与实质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体系语用是对逻辑思维规则的重视,更是对轻视逻辑的思维倾向的矫正.这意味着,冠以体系之名的修辞需要转变成支配思维的话语方式.建立在体系思维基础上的体系解释,并不排斥文义解释优先规则,并且体系思维亦与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具有兼容性.在传统思维方式之中融进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能够减少错误思维,增进恰当思维,改变传统的、被庸俗化的对立统一思维,构造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意识形态或思维方式.     

略谈法学期刊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法学期刊对推动中国近20余年社会整体法治水平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围绕这一话题,本刊特别组织了一组文章进行讨论。文章表明,法学期刊在繁荣法学理论、促进国家法治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本刊奉此以贺华东政法学院50周年盛庆之喜。     

不要成为思想史上失踪的一代

法学期刊对推动中国近20余年社会整体法治水平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围绕这一话题,本刊特别组织了一组文章进行讨论。文章表明,法学期刊在繁荣法学理论、促进国家法治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本刊奉此以贺华东政法学院50周年盛庆之喜。     

法治的事业需要法学期刊的支撑

法学期刊对推动中国近20余年社会整体法治水平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围绕这一话题,本刊特别组织了一组文章进行讨论。文章表明,法学期刊在繁荣法学理论、促进国家法治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本刊奉此以贺华东政法学院50周年盛庆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