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

大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沉重打击了国家主义派的嚣张气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逐渐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在当时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十分有限,在批驳国家主义中还存在着某些不足。     

网络问政,要立足解决问题

<正>在前不久的海南网络论坛上,网民就海口公共自行车项目、数字信息亭项目(以下简称"网点项目")是为民服务还是变相谋利展开了一场论争。市民关心海口的城市发展,监督政府和企业行为,推动办民生实事,值得肯定。通过论争,大家统一了认识,有利于督促政府把好事办好,打造低碳城市,方便市民出行,造福海南人民,推动海南绿色崛起。     

“反思改革”论争激烈 高层强调“改革不可动摇”

一场关于改革的“反思”论争去年以来在中国民间自发产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媒体将它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论争”。一些经济界、理论界重量级人物先后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围绕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批“非主流”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网民与官方身份的“主流”专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反思改革”所涉及的深度、广度以及论争的激烈程度为近年所罕见。“非主流”阵营强烈质疑部分改革已被利益集团“扭曲”，有必要“反思改革”；“主流”阵营则强调不能“否定改革”，争论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科玄论战”与丁文江

“科玄论战”与丁文江吴小龙张芝梅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大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名流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杜亚泉、章士钊、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唐钺、吴稚晖等二十余人参加了论战，几十万言的论...     

写文化之争--人类学中的后现代话语及研究转向

20世纪 6 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掀起了一股质疑权威和结构的思潮。在人类学领域 ,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精神得到极大的扩展和延伸 ,与人类学内部业已存在的理论趋势一拍即合 ,推动形成了 2 0世纪 8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写文化”大论争。探讨人类学在“写文化”论争后所能扮演的理论和实践角色。其理论基调都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的阐释和质疑 ,对整体论的质疑甚至抛弃的影响更是致命的。这种怀疑和批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 ,是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在人类学领域中的一种呼应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研究述评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几次文化争论。历史证明,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问题,才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论实践的人权研究——基于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论争的考察

自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几经波折。至今60余年的时段中,人权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节点--人权研究论争。这种论争几乎遍布了人权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并且,参与者众多。通过对这些论争的类别化和历史化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论争史可以折射出人权研究学术史的线索,即两者表征了同质化的研究转向,背后共享着同一个动力--实践,包括政治实践、法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且多重实践却最终回归到了人作为目的的本身。     

朦胧诗论争中的小插曲与大智慧——论艾青与朦胧诗论争

在新时期持续十年的朦胧诗论争中,从最初向青年诗人提出诗要写得让人看得懂,到清除精神污染时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艾青与朦胧诗人的论争可谓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艾青参与到朦胧诗论争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人事关系误会、诗学观念不同之外,既是诗人严肃认真的批评态度所致,也与他无以匹敌的地位密切相关。艾青参与朦胧诗论争所产生的影响是意味深长的,遗留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以论争的形式暴露出来,值得我们深思。     

网络暴力游戏与青少年犯罪理论解释的多维考察

寓于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设计元素暗合了青少年好奇心强、争强好胜等显性心理特征,青少年极易误读暴力游戏中存在的人类"原始意象",文化规范理论从文化的规范性透析即网络亚文化对主流价值观的侵蚀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与网络暴力游戏的关系,而社会控制理论则另辟蹊径地把原因解释为控制犯罪力量的薄弱,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新的场域。     

“板块模式”下的企业价格行为

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再一次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迅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最近,我国经济学界就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有些同志提出了“板块模式”的设想,即对那些短线部门和偏紧的领域主要施行直接计划调控,而对那些长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将国家出路与文化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进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而掀起的论争。这场论战发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它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一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使激进主义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化朝激进主义的方…     

论文学话语权力之争与文学规范之确立——兼评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争

文学论争、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共生关系,它们参与着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规范。返观现代文学史,几乎每一次论争都有着复杂的原因机制,除了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显在冲突外,还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研究会通过与学衡派的论争,确立了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了新文学规范,巩固了自身在新文学建设中的权威地位。     

1998年台湾文坛关于“皇民文学”的论争

１９９８年，台湾文坛围绕“皇民文学”问题展开一场论争。张良泽等美化、正当化“皇民文学”的论调，乃近年来台湾一股亲日仇华社会思潮在文坛的折射。陈映真等奋起批驳，指出“皇民文学”的本质及其与当前社会政治思潮的联系，在文坛树立起“统派”的鲜明旗帜和影响。     

中国诗学论争：路向、焦点及动因

自文学自觉时代起,中国诗学论争便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虽时代、论争者阶层、知识背景等均不相同,但论争似乎基本总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发生,两派各自有着超越时空的基本相同的立场、追求、文学品位等。符号学视野中的汉字对这一现象起着关键作用。汉字既可作指向所指的能指,又可作自我衍生的能指,而二者不同的偏向可将中国诗学论争概括为＂能指派＂和＂所指派＂,两派论争的焦点也集中体现在诗歌语言的＂难懂＂与＂易懂＂上,其背后深层动因正是汉字的＂言＂方式编码和＂文＂方式编码的差异。     

从学术价值看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

<正> “五四时期”曾爆发了关于东西文化的激烈论争。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文化战士受到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境况的振撼,力主否定已有的传统文化,全面吸取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以《东方杂志》主编伧父、《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强调在“重整固有道德”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对这场论争,史学界、文学界似已有定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发表了钱婉约的文章《两种人与两种文化态度——评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对这一论争从学术价值方面进行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论争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奠基

问题与主义之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重要论争。通过这些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明确和揭示了以下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原则为党后来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最初的奠基。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展开的。这一论争,对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工作者来讲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与抗战无关”论论争的实质

1938年12月1日，原新月社的主将梁实秋担任《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主编时发表的一篇《编者的话》，引起了文学界的义愤，由此引发了“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编者的话》表明，粱实秋未能随着时代的巨变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自然难免同大后方文学界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各自倡导的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场规模不大，但却相当激烈的争论。     

从“爱玻之争”看互补原理对现代认识论的贡献

爱因斯坦与玻尔围绕量子力学的理论自洽性、完备性及其诠释之争堪称现代科学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辩。论争的主题首先是波函数的几率诠释和测不准关系(不确定性原理),后来发展成"EPR佯谬"及贝尔不等式。加深互补哲学的理论研究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为辽宁科技工作者实现科学发展和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