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中国改革须警惕“黑天鹅”

作为国务院参事,汤敏对新一轮改革很关心。汤敏认为,在当下中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形成充分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下,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未完成的改革作业。对于改革,全社会有理由保持乐观,但要居安思危,警惕改革过程中出现"黑天鹅事件"。     

“三中全会”的改革逻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9日召开，对于可能出台的改革方案，坊问充满热盼。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第一马前卒”

有这么一批能够对中央最高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经济学家,人称“决策圈经济学人”。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每遇重大经济问题不时会问计于他们,常出入中南海受最高决策人召见,一起座谈:每当起草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聚集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热烈讨论,字斟句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余年,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其成果被决策层接受直至写进党中央文件、政府工件报告,都凝聚着这类经济学人的贡献。     

刘纪鹏：中国发展须渐变、稳定

立法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步骤之一，从立法的效果上能够看到中国改革是一个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过程     

竹立家：改革成败取决于社会良心

从深层次寻找改革突破口 《检察风云》：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处于一个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的“复杂的改革期”，无疑需要从深层次去寻找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持续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司法改革 扭住责任制的“牛鼻子”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来路,既有先辈华路蓝缕的攻坚克难,更有吾辈锐意改革的砥砺前行。2013年11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一轮公车改革仍需警惕“下有对策”

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有关指导意见和改革方案,全面推进公车制度改革,中央和国家机关率先推进车改。本次公车改革,将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将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车轮上的浪费和腐败,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巨大"疮疤"。在经过多年准备后,中央推出改革方案启动新一轮车改,改革的手术刀正式斩向公车顽疾。公众对推进公车改革呼声很高,此次车改方案中体现的比较彻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方向,没有让公众失望。     

中央纪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组组长冯惠敏：全力推动税收事业改革发展

面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中央纪委在推动依法治理腐败、推动巡视制和派驻制、推动权力科学运行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和部署，充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必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为坚强的政治纪律保障。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兼谈“革命”与“改革”

对于革命和改革,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做抽象的价值评判。革命和改革的手段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重要方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起过积极作用,不能用一个否定一个,关键看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核心：一把手“限权”

对于县委书记的权力描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     

从“管控论”到“治理论”:司法改革的一个面向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情势变迁背景下,我国法院系统已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因此必须向治理模式下的司法功能转变.司法仅是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法院是法官居中裁判的场所;司法应公开、法官应独立,并以此来衡量新一轮司法改革蓝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司法试验的一条现实途径,而通过司法试验,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经验,将成就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

中国司法改革基本上呈现出学术话语鼓动与牵引、实务界跟进与展开、中央决策指导与把关的基本面相。     

中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实践逻辑、内生困境及整体性治理转向

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是国家治理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延伸,是新时代国家治理面向特定群体和特定治理问题而从上至下建构的产物。自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以来,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呈现出明显的一体化改革特征,即结构重塑与服务体系全覆盖、职能整合与社会力量共治理、国家补偿与权益保障相结合、数字赋能与权责匹配相适应。但是,现阶段我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治理依然面临治理层级压力结构性下沉、治理部门协调联动难理顺、治理场域内容结构分散化、治理工具整合性运用不畅等复杂内生困境。退役军人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应建构统筹整合、协同联动、场域优化、工具融合“四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路径,明晰纵向层级权责资源匹配网络,强化横向部门事务协调联动机制,健全政策体系衔接机制,利用多重工具赋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无缝隙治理。     

破解迷局：评《中国改革30年》

我是从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财经类畅销书中找到这本由张维迎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的。买此书,说实话我很犹豫,原因简单:不够从容的封皮设计,相当不冷静的价格(定价45元),外加一条巨官僚的书腰。但我充分理解,在这个平庸的年代,书腰上的那些学者还是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     

中国企业需警惕“新兴市场”

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的国家风险水平极低, 韩国国家风险水平居于中下,俄罗斯国家风险水平则属较高之列,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国家风险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     

将“改革驱动”进行到底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经济要想越过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高悬于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法律职业改革小史

在帝国时代的两千年里，并不存在任何被国家认可的正式法律职业，“全能型衙门”承担了包括司法在内的多数社会治理职能，唯一见诸史料的法律专业人员是被称为“刀笔吏”的幕僚和为百姓写讼词的讼师，但这些群体从未形成高度组织化并具备复杂专业技能的职业，反而因挑词架讼而常被人们讥为“讼棍”。     

作为“人民的”企业形式：超越国企改革的“私法道路”？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其效率低下,还在于我们误解了国企本质。国企在本质上应当属于公共企业,有关国企的法律建构及改革措施,都应当围绕如何使国企成功地实现其作为公共企业的目标,履行公共企业的职能而展开。遗憾的是,在既有法律体系中,国企一直被视为普通的商事公司,倚重私法逻辑进行调整,这种安排使我们总是致力于厘清国企产权,将其打造成营利性的商事主体,关注国企的私法人地位、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忽略了国企作为“人民企业”的本质。即使在西方,国企也有其特殊的存在形式——政府公司,政府公司基本上是一种公法主体,承载着类似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消灭国企绝不是国企改革的未来,而是对西方国企现状的误解。国企改革应当从私法道路转向公法道路,凸显其目标导向和公司治理的公共性,提升国企治理的透明度,使其真正可以成为“人民的”企业形式。     

2014年中国经济前瞻 让“改革再出发”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2014年的中国经济将会有一条红线贯穿始终,那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使人们对2014年的中国经济充满期待和热盼。就像时速240公里的高铁,不能在时速120公里普铁的轨道上运行一样,中国改革的高速铁路的开通,首先要为中国改革的高铁机车铺设高铁运行的轨道。短轨将变成长轨,有缝对接要改成无缝对接,中国改革的高铁才能高速安全正点。毫无疑问,三中全会精神将让中国梦越走越近,越真越切,可这个过程强度很大,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