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应具人文关怀

目前，新闻报道缺乏人文关怀现象日趋严重。在某媒体对一次空难的报道中，记者细致残酷地展现在空难停尸房停放的七八具罹难者遗体的惨状，对受害者的亲属进一步造成伤害，被评价为“毫无人道主义”的报道。还有一嵝媒体在报道矿难时用“死亡多少人”，而不用“遇难多少人”。     

以市场与法治来驱散中国足坛的阴霾

中国足坛扫赌反黑的风暴已“剑指”足协最高官员。多家体育媒体21日报道，足协副主席南勇15日被负责扫赌反黑的辽沈8．25专案组带走，和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另外一名足协专职副主席杨一民以及长期主管裁判工作的张健强。对此，记者从公安部也得到证实。     

“两会”的前后与内外

全国“两会”落幕，中国进入“后两会时间”。“两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事，同时也是媒体的狂欢盛宴。越来越扩大的版面、越来越丰富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还有互联网、手机报等新媒体的参与，媒体不再将“两会”报道作为一个被动的任务，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上下沟通、聚集民意的平台，增强了政治参与意识。比如，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15家报纸发表联合社论，呼吁代表委员敦促有关部门加速户籍改革，给予公民自由迁徙权利。这是媒体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进步。另外，代表委员们在近年也更主动地借助各类媒体，     

像法律家一样思考——从刘晓庆的公民权利看法律思维

说话无遮无拦，行动直来直去的刘晓庆近来遇到了她人生中最大的麻烦：她和她的企业涉嫌偷漏税而被依法逮捕！于是，她的麻烦又再一次成了各种媒体的头号新闻，也成了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本来这是不足为怪的事情，毋需我来凑这个热闹说三道四。只是因为在这热闹的背后，我看到了媒体的偏激和社会的偏见。这种偏激与偏见，也让我感到法律思维在国民意识中的缺乏和缺失，已经到了不能不提笔一吐为快的时候了。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刘晓庆的报道，有不少“丑行”、“骗子”、“一个邪恶的人”等从人格角度妄下结论的语句，甚至连刘晓庆请求“一头上…     

别把题目做倒了

近日的媒体,有一篇题为《“全国优秀公安局”为何沦为黑保护伞》报道。一看这题目,心里便很不是滋味,也百思不得其解——“全国优秀公安局”与“黑保护伞”原本应当是势不两立的,无论如何也坐不到一起,怎么会同时戴在一个执法单位的头上?读罢报道,忽然发现这个题目做倒了,大凡稍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人,一看这题目,便知这个执法单位获“全国优秀公安局”于先,沦为黑保护伞于后。这一蜕变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堕落。而此     

中国和平统一的步伐无人能阻挡

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采访，妄称已将两岸关系定位于“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震惊。世人斥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举世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挑衅，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十几亿中国人民挑衅，不能不激起所有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公愤。李登辉1988年上台之初，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个中国为最高原则”，后随权位渐稳日趋张狂。通过所谓的“民主化”。“本土化”，逐步从政治、法律、文化上改变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通过所谓“务实外交”一、“参与联合国”，极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打黑风暴：为什么是重庆？——专家解读重庆“特色”

“我研究黑社会15年了，在这次重庆打黑之前，并没有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但这次不同，目前已经有几十家境内外媒体记者采访了我。”10月27日，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告诉笔者，他刚刚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和其他专家教授一起，从理论和法律上对这次重庆打黑进行总结，包括研究如何建立一套预防和惩治黑社会的长效机制。     

盲目打工落陷阱黑窑工流浪路上历险记

因为被人绑架进黑砖窑失去了自由，因为是黑窑工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关怀而得以解救，因为受到媒体的报道而成为新闻人物。这一戏剧性的经历都发生在黑窑工水道宇的身上。2007年6月14日，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水道宇是首批被解救的31名黑窑工之一。6月22日，水道宇从山西洪洞县回到湖北枣阳市太平镇秦岗村的家。在与记者的长谈中，他把自己从流浪．乞讨．打工到被绑架进黑砖窑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讲述出来。这些故事充满惊险．诡异而又能给人一些启示或警示。     

中外媒体关于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新闻报道实证研究报告（第一阶段：2009年6月22日-21009年10月11日）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吸引了大批中外媒体的关注，各媒体从不同视角对事件进行着不同理解和报道，也架构着对事件不同的信息传递和价值评判。开展实证研究，比较和分析不同媒体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     

制度才是“信义”的最终保障

近段时间，包工头孙水林、孙东林兄弟接力还薪的故事让不少人感动，媒体也大篇幅地予以报道，并送上“信义兄弟”、“道德模范”等美誉。     

韩网络实名制为青少年护航

日益完善的“实名制” 提起防范网络不良信息．就不能不谈谈引起全球各国媒体广泛关注的韩国网络实名制和手机实名制。     

“职业钉子户”陆大任的人生记录

陆大任现在绝对是一个名人，“每天七八个媒体联系我，都不敢接电话了”。借着自己的“出镜率”，陆大任还带来了“菊花居”的老板鞠丽华，希望媒体的报道能对她遭遇的不公拆迁起到一点作用。     

司法公正与“舆情审判”

近些年来，许多媒体热衷于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一些媒体在报道时丝毫不顾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情感是否足以造成公众误解。例如把检方的指控当作实际发生的情况，大量使用煽情或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形成了所谓的“舆情审判”。     

从“张金柱现象”到孙伟铭案的法学家“理性”——以媒体法治角色的社会责任担当为视角

孙伟铭案与张金柱案都是让社会各界大为震动的大案。媒体对张金柱案的密集报道还引发了民意求死的“张金柱现象”。而对孙伟铭案，媒体对孙伟铭及亲属在孙伟铭因为特大交通事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刑事死刑判决挤压民事赔偿过程中，采取给孙伟铭、孙林披“好人”、“善人”和“动人”等外衣，美化其“善意”、“伟大”或者受人尊重言行的民意求生的思路，试图将孙伟铭及亲属的保命型被动赔偿“塑造成”孙伟铭刑事案件的“悔罪积极”。这种过度美化孙伟铭及亲属的媒体报道，是媒体没有很好履行其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其在特大事件、重大事件中报道中的社会责任；而法学家在死刑判决下达后也站出来对判决结果进行“不理性”、“感情用事”的指责，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习惯，应当给予纠正。     

刑事指控错在哪了

“不。不要。不。我不能接受这样。噢，天啊。天。不……错了。这是错的。”这是五名被告人中的其中一名在刑事审判时所说的话。据报道，这五名少年被告人已经供认残忍地袭击并强奸了一名在纽约中央公园慢跑的女子。中央公园慢跑者案成为了全国媒体狂热报道的焦点，这代表着人们对无力控制犯罪浪潮的严重担忧。媒体将当晚公园里的五名黑人少年称作“狼群”、“野人”。1990年，五名被告都被判有罪。     

尴尬名人

此起彼伏的名人官司折射出媒体时代的喧嚣与骚动。现实中，关涉社会名流的所谓“名人官司”成为各类媒体竞相报道和炒作的热点，由于其关乎名人，这类案件更得非同寻常，具有了“另类色彩”，与普通公民的“俗人官司”不可同日而语。     

误称“捐肾第一人”是否侵犯名誉权

刘某出于爱心，于2008年元月将其一只肾捐献给了他人。事后，当地许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中称刘某为“A市捐肾第一人”。事实上，在刘某之前，还有陈某为他人捐过肾。许多人认为媒体的报道否定了陈某真正“A市捐肾第一人”地位，侵犯了其名誉权。     

舆论监督光环下的媒体地位反思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特别是自９０年代以来，新闻媒体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民主法制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这些年来，很多社会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很多含冤受屈的群众通过媒体的报道使自己的冤屈得到了伸张；很多社会丑恶、腐败现象通过媒体的报道得到矫治；很多为害社会的豪强恶势力因媒体的报道而受到打击、惩处；很多欺压百姓、滥用职权、渎职、不洁的官员受到清理：……很多时候，面对很多问题，人们常常会想到“找媒体曝光”，以致出现了在一些媒体单位门口，群众排长龙反映问题的…     

“道德法庭”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时下“道德法庭”屡见于网络和其他媒体上，本文针对《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的报道谈点自己的感想，对“道德法庭”的称谓提出质疑，并分析法院的“指导”行为对司法权的不良影响及原因，以凸现“道德法庭”与现代法治的冲突，进而对“道德法庭”提出几点初浅的建议。     

行业协会为何为无良企业助威

广州无良酒楼黑幕日前被曝光后，广州相关行业协会（商会）的个别人反而为少数酒楼的规范行为“捂盖子”：近日，个别人员打着“省市餐饮行业六大协会媒体沟通会”的旗号，称相关“揭黑报道”是给广州餐饮业“抹黑”，媒体“沟通会”也以闹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