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论非实施性专利权主体的权利和行为限制

非实施性专利权主体有恶意的、善意的和实质的非实施性专利权主体之分。非实施性专利权主体不实施专利不但影响甚至阻碍他人实施，而且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而有必要对其权利和行为尤其是不可实施的专利权和恶意牟利行为加以限制。基于我国的现状和问题，借鉴美国、欧洲、日本的相应经验，我国应当强化专利权人的实施义务，加强对专利实用性的审查，改强制许可申请制为备案制，扩大专利先用权实施范围，提高专利维持年费水平，禁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加重专利权人举证责任，禁用行为保全措施。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

对于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维权效益低下的私益权规则、难以标准化的义务规则、实施成本高昂的法律监管规则，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威慑作用有限的法律责任规则的实施，相关法上的惩罚机制作用有限。为了弥补惩罚机制功能局限、强化法律实效，应当为法律实施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改变法律私人实施效用函数，将法律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促使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消除法律实施过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导法律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使其行为符合立法目的。申言之，一是通过经济利益给付、荣誉褒奖、资质评定和信用公示等方法，使法律实施与立法目标激励相容，以此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下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厘清产权关系，将法律实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使每项行动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对应；三是通过优先权奖励、保障权利行使、降低适用成本及法律责任减免或替代承担，使法律实施的成本收益结构回归均衡。     

当前广东省有组织制贩毒品犯罪的侦查对策分析

在国际毒情形势大环境的影响下，随着广东省缉毒斗争的日趋严峻，毒品犯罪必将朝着有组织犯罪的趋势发展。就当前广东省有组织制、贩毒案件的特点而言，可采取的侦查对策有：树立情报意识，实施情报导侦；树立经营意识，实施延伸侦查；采取控制下交付，实施监控侦查；加强侦查协作，实施合作侦查；有条件的提供机会，实施诱惑侦查。     

认真对待宪法的实施

研究宪法的实施机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一定要先有一部理想的宪法，然后再去实施它，还是先有实施机制，再慢慢完善宪法的实质内容。学界一般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中国宪法还不够好、不够完美，所以实施与否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大家研究的兴趣、注意力就放在了宪法的实体内容上，而对宪法的实施程序关注不多。     

对未成年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探讨

未成年犯改造工作面对与时俱进的社会发展要求，实施未成年犯全面素质改造已成为必然趋势。确立全新的教育理念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理性基础，构建开放式的课程体系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基础条件，运用科学化的改造手段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实现途径，建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和机制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重要保证，落实针对性的保障措施是实施全面素质改造的重要条件。     

关于构建我国专利实施权转让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专利法对专利实施权分许可限制性的规定不能适应日益频繁的技术贸易。随着专利实施权资本化进一步发展，专利实施权转让成为专利实施利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我国法律在专利权转让制度的缺失，本文结合我国专利实施权转让现状与要求，对我国构建专利实施权转让制度进行了分析探讨。     

法治建设中领导者的示范效应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近30年的法治实践表明，法律制定得很多，在实施中却遇到很大困难。法律制定了却不能得到有效实施，无异于没有制定法律。深入研究和解决法律实施问题，对于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为此，本刊专门约请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对法律实施的问题和对策展开讨论。     

马怀德：依法治国制度建设向法治实施转移

法治的核心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使之得到一体遵行。法律得不到实施，形同具文，不仅损害法治权威，也无法实现法治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这就抓住了法治的核心问题。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科学立法是基础。立法要扩大公众参与，克服部门本位主义，超越部门利益，制定出公正合理、操作性强的“良法”，为法律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保证法律实施，严格执法是关键。因为我国80％以上的法律法规都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     

依法释法和决定保证基本法正确实施

今年，是香港回归暨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是完全符合香港实际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在香港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行使解释权和决定权，为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与我国金融法制的完善

本文分析了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该协议在我国实施的意义和难点。探讨了如何有效实施该协议，促进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问题，并提出加快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完善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议。     

地方制定实施性法规的若干思考

地方制定实施性法规的若干思考沈亚平我国的地方性法规通常分为实施性法规和自主性法规两大类。所谓实施性法规，是指地方立法机关根据国家某项法律的授权，为保证该项法律的实施，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的实施（施行）办法、细则、条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地方立法机关制...     

素质教育罪犯教育面向21世纪的崭新课题

面向２１世纪，当今国民教育诸领域探索实施素质教育如火如荼。同样，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加强与完善罪犯教育，提高罪犯素质，也已成为罪犯教育面向２１世纪的崭新课题。实施罪犯素质教育当今素质教育无疑已成为教育革命的大浪潮。需要把握的是，罪犯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应...     

中国行政机关与“非正式国际法”的实施

“非正式国际法”是指国家间签署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确立了国家间行为规范，因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文件。由于在非正式国际法项下作出的承诺不构成法律义务，签署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实施非正式国际法，这使得各国普遍没有规定此类文件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得非正式国际法的国内实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法由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此类实践日益增加。从逻辑与实践角度看，中国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采取的形式有三种。为了更好地推动与规范我国的非正式国际法实践，尤其是规范行政机关实施非正式国际法的行为，除了“适用”或“参照适用”现有法律外，我国可以考虑针对非正式国际法的谈判与实施，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     

法律实施为何被“打折”？

3月1日起，我国有63部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两部法律法规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的实施倍受社会关注。实施首日，媒体记者对这两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大检查”的结果是，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打折”现象：     

平鲁交警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山西省平鲁交警大队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一是积极推动落实生命工程工作措施。配合相关部门制订生命工程实施意见以及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标准，推动加快实施进度，并根据职责细化工作措施，明确目标分工，认真落实隐患排查等工作措施。     

《专利法》修订中的强制许可

专利权人获得专利后．即拥有了对实施和允许他人实施其发明创造的排他权利。但是．实施专利既是专利权人的权利．也是专利权人的义务。如果专利权人不实施专利，却利用专利权形成的垄断阻碍他人实施其专利．则是一种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允许国家专利主管机关在一定条件下颁发专利强制许可．可以防止专利权人不合理地行使其独占权，维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增进公共福利。     

充分运用专利优势推动专利技术实施

天津市专利管理局的主要作法是：以推动优秀专利技术实施为重点，加快专利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专利执法力度，认真净化专利市场；努力开辟国内外专利市场，扩大专利技术的社会影响；积极专利技术实施的良好环境，推动专利技术的实施。     

行政执法“首次不罚”制度初探

近一段时间，为提高行政执法部门的服务水平，全国多地、多部门相继转变执法方式，实施人性化执法，建立和实施了“首次不罚”制度，为优化当地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则设计，各地、各部门在实施中，执法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机关负责人等掌握“标准”相差悬殊、争议不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实施，甚至影响到了法律的严肃性。为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完善。     

多次博弈背景下的中国特色刑事诉审关系-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考察

我国刑事诉讼中，诉审双方通过多次反复的博弈，达成了现存的注重配合的非正式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稳定，依赖于双方建立在拥有博弈惩罚权基础上的相互实施。本文在剖析司法实践中诉审双方博弈惩罚权相互实施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制度实施中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及原因，并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带来的强化诉讼线性结构、限制正式制度实施空间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