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为基 以德治为本——德法并举是中国治国模式的新探索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本文从德治与法治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着手,积极探索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途径,构建德法并举的治国模式。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依据及意义

在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进而将这一治国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以彰显其根本地位之后,为什么又要提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提法有什么深刻的依据?有何重大的意义?理论界尚未有深刻系统的理论阐释,而这却是必须着力阐明的。本文对此试做努力,以对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这一新的治国方略有所裨益。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要求大力加强德制

改变德制落后的现象才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和谐局面。应制定“道德总纲领”;处理好与德制有关的基本关系;以诚信制度为杠杆;建立道德工作系统;建立德制运行系统;建立道德评新制度;建设德制人才队伍;加大经费投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德治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作为普通公民来讲,需要更好的通过加强个人道德建设,为社会整体发展更好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治国安邦“两手抓”——法治德治 双管齐了

加强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进程,重视德治,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是今年人代会上代表们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部分代表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依法治国常抓不懈1月14日下午,刚刚开完分组会的合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邹淦泉代表一见到记者,就开门见山地说:“落实依法治国     

高举法治和德治的大旗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论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     

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成熟和完善

治国方略的成熟和完善是一个党、特别是执政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领导人民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又经过52年的奋斗,在领导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借鉴历史上和其他国家治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较为成熟的基本治国方略,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     

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纳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中共中央最近做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     

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依宪治国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范畴,围绕宪法的基本价值构建国家体制,通过实施宪法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化、法律化保障.依宪治国作为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还可以从依宪执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五个方面加以完善.     

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

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是把握和贯彻德治法治并举方略的关键。通过分析法律与道德各自的优劣 ,阐明了法律与道德互补的可能性 ;从对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的分析中 ,得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和互补性是德治法治并举的理论基础”的观点。     

德治与法治简论

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 ,虽范畴不同 ,但相辅相成 ,联系紧密。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法律是道德的具体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 ,必须德治与法治交相为用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并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并重。     

关于依法治国基本含义的探讨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庄严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从而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使之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何为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其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①,但关于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目前尚无公认的解释。有人认为,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种将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含义的…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基本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行了本土化诠释、时代化丰富和理论性创新。其立足我国国情民意和新时代历史方位,对人民民主、宪法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人权保障、权力监督、法律平等等法治基本价值话语作了深层思考与理论凝练,传承发展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法治价值理念,揭露了西方法治价值理论的缺陷和偏颇,体现了法治价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价值导向和遵循。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法治价值的重要论述意义重大,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谛,有利于提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感召力与实践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守法与法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解读

法治不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而是具体而平实的守法之治,这不仅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现代民主社会之难题的基本出路。法治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制度建构而实现民主的法治化。法治是守法之治,实质是指立法者遵守规范立法之法、执法者遵守规范执法之法、司法者遵守规范司法之法、守法者遵守规范行为之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

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在全方位覆盖"政府-市场-社会-司法"领域,其名义上是为提高诚信,实际兼具加强法律实施之意。在政府主导的公私联合动力之下,形成多领域、多层级主体制作大量信用规范的格局,且以"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为政策导向。作为一种制度信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其产生功效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更重要的是,以失信惩戒为核心机制之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违反依法行政原则、尊重保障人权原则、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比例原则、公平原则等法治国原则的现象较多存在,从而造成该工程的合法性危机。为此,有必要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新进行政策定位,合理规范失信惩戒的设定权,要求社会信用规范的制定符合法的一般原则,并确保社会信用规范制定或实施的审查与救济的可得性。由于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并行的、正在建设中的法治国本身并不成熟、完善,故声势浩大、错综复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化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其法理限度

近年来，江苏、广东、浙江等地提出了先行法治化目标。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就我国单一制体制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可行性、与法制统一原则的关系以及是否仅限于发达地区等问题产生了争议。在政府、法律职业阶层和民间力量等地方法治发展主要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先行法治化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实践呈现出“体制内回应型”的基本路径。“体制内回应型”路径下的地方先行法治化在主体、内容和形式上存在偏离法治的情形。客观评判“地方先行法治化”命题的法理限度，重塑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回应型路径，是协调地方法治与国家法治关系，保证地方法治建设合乎法治理念的关键。     

国际社会的法治路径

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但并非没有法治的可能。国际法治的纽结在于指引和约束国家的行为,与之紧密相连但又具有独立意义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清晰地界定国家利益。为了解决这对关键的问题,需要树立和深化人本主义、文化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构建和巩固国际制度。在这些方面,不仅需要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理论界、知识分子的倡导和贡献。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