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适配性变革：技术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充分释放数字时代的技术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推动“组织—技术”的适配性变革,即通过主动的政府组织变革,优化科层组织在结构、目标、关系等维度的实际运行,以匹配技术固有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济南市在建设“群众服务网”“政务服务网”“智慧城市网”有机融合的数字治理网络过程中,主动推动需求驱动、权责协同、法治规范的政府组织变革。研究表明,由此优化的科层组织,匹配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发挥其引导结果导向、问题导向、标准导向治理的效能优势,并消解和规避了技术内卷、表层治理、僵化执行等治理风险。这提供了实现“组织—技术”适配性变革的可行进路。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进路——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由人口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催生的结果,这既是传统政务服务的升级版,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既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供给,界定政策目标和政策路径;又需要以数字化为技术支撑,构建信息数据融合机制,满足政务服务对数据全面、持续、及时更新的需求;还需要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地域之间协同配合的治理网络,强化行动主体的协同,如此才能保证预设政策目标的达成。本文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为考察对象,系统剖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现实挑战和推进梗阻,并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基于“制度—技术—结构”框架分析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实现路径,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持续扩大和“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思路。     

县域政务服务更加现代化

<正>2023年,各地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以政务服务现代化推动县域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2023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数字政府的到来与智慧政务发展新趋势——5G时代政务信息化前瞻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政务信息化实现了政府结构由物理碎片化到虚拟空间整体性的转变、政府管理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政府内部治理由部门协调到整体协同的转变、政府运行由传统的手工作业到智能智慧的转变,数字政府初露端倪。在5G时代,我国智慧政务将迎来新的发展,力求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促进服务发展方式转型,使人工智能得到充分应用。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纵向一体化”逻辑、过程与路径——基于制度学派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改革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政务服务数字化“何以生成”以及“如何转型”等基础性问题,现有的数字政府研究尚缺乏完整且系统的解答。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将政务服务的供给过程分为前端交付和后端生产两个部分。所谓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实现“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过程;其生成逻辑在于前向一体化,政府通过持续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以改变公众对于政务服务多重竞争性交付机制的选择偏好;其转型逻辑则在于后向一体化,政府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转化为内部管控成本,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从而实现总体成本的降低。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以政民互动为逻辑起点、以府际关系为改革着力点,再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终点的过程。     

政府内部行政智慧化的探索与深化

内部行政智慧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的内部行政智慧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职能智慧化模式、产品智慧化模式以及用户智慧化模式。从地方实践来看,内部行政智慧化仍面临标准统一挑战顶层设计、技术进步挑战管理转型、数据协同挑战治理机制、长期发展挑战可持续性等问题,亟需以整体性治理为导向深化内部行政智慧化建设。     

让信息流动起来: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政府事务之中,在提升政府服务管理效能、提高政务服务决策质量、拓展政务服务互动渠道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对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政府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现实应用进行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数据整合、快速分析、精确匹配等功能,有效化解信息纵向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损失与横向传递时的信息截流。这些技术特征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行动基础;在解决信息传递问题中实现了清晰化和协同化;但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也孕育着技术悖论与数字利维坦等风险。     

从“整体性服务”到“智能体服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创新带来可能。在分析从“整体性服务”到“智能体服务”模式变革的基础上,提出“智能体服务”模式的概念及要素,即以“政府+技术”为核心,构建以智能联接、智能中枢、智能应用、智能交互四要素为支撑的“智能体服务”的基本框架,并结合地方实践案例,分析出智能体服务创新的四种模式——统筹运营建设模式、数据融合应用模式、业务场景导向模式和多元主体参与模式,为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从ChatGPT到GovGPT：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务服务生态系统构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在成为塑造政务服务智能体的新型引擎,构思并衍生出行政领域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GovGPT。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务服务主要体现在：空间场景的虚拟,政务情境的自动化与虚实共生;虚拟公务员的兴起,政务管理的无人化与政府“智”转;组织和资源要素的集成,政务运作的整合化与无缝隙政府;政务服务的技术主义范式,服务供给的智能化与需求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塑造了政务服务智能体的通用模型,作为推动数字政府“智能化”建设的先导和理念,其仍有赖健全的行政生态维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融入新一轮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从ChatGPT到GovGPT,需要树立数智化政务服务生态的理念,构建智能政务服务生态的行动共同体,促进政务运作的虚实共生与智能联动,打造全方位智能政务服务生态的安全保障体系。     

智慧政府建设的现实、目标和进路

信息技术发展为政府工作变革提供了机遇,传统的管理和治理模式亟需创新,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慧政府成为时代的呼唤,智慧政府可以实现智慧政务和服务、智慧管理和治理、智慧规划、智慧决策等目标,探究实现智慧政府的有效进路,包括大数据技术、电子参与和泛平台建设、物联网建设、知识挖掘等。     

智慧警务公共价值的实现路径——基于“智慧警务创新模型”的案例分析

实现公共价值,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新时代警务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但作为现代警务改革重要抓手的智慧警务建设中日益凸显的数字政务悖论现象时刻拷问着公安机关的治理能力。既有研究往往关注技术与结构性的制度安排,难以回应智慧警务的公共价值期待。基于智慧警务创新障碍模型,智慧警务创新中可能存在“数字基础型”、“行为惯性型”、“数字鸿沟型”与“数字信任型”障碍,对此可通过警民共同生产、培育数字公民、夯实数字信任予以矫治,进一步提升智慧警务的可及性与公共性。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     

“四个坚持”推进福田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正福田区通过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提升了政务服务便民水平,增强了社区服务精准程度,提高了政府管理行政效能,培育了社会力量参与意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中央对加强社会治理提出的最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机遇,福田的基层社会治理始终牢固树立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服务导向,以改革破解难题、抢抓机遇,     

刚性制度下的“业务制”弹性化组织创新——基于Z省L市模块化改革案例分析

面对刚性制度与地方需求多样性之间的常态化治理困境,已有基层治理手段和组织结构设计不能总是有效回应。在系统梳理我国地方政府弹性化组织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对L市农业农村局与经济发展局“模块化”改革的深入剖析,引入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概念。研究发现：“业务制”改变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职能导向特征,以流程导向、需求导向、数据导向为核心,通过打破原有的横向职能分工以及纵向垂直管理,在组织内部嵌入了更具弹性、开放性与动态适应性的运作机制。不仅提升了政府内部横向协作的效能,而且能够更好地保障政策的贯通执行,为推进纵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但“业务制”弹性化组织也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风险和结构性阻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政务数字化转型效果因何不同：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新公共治理“政府-公民”行动者的框架,从政府数字行政能力、公民合供行为两个维度出发,选择上海16个区为研究样本,将fsQCA和多时段QCA策略相结合,探讨了“一网通办”在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个体-组织-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数字行政能力很重要,但并不是解释高效果的唯一条件,还必须考虑公民作为治理行动者的合供行为;多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四种提高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效果的方式——领导主导模式、技术主导模式、协同主导模式、合供主导模式;从“创建-攻坚-提升”三个阶段的组态结果来看,整体呈现出“数字领导能力主导下的强技术建设或弱公民合供→数字协同推进能力主导下的强公民合供”的路径演化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新公共治理行动者框架的解释情景,且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有启示意义。     

打造“粤省事”民政服务专区 实现民政办理业务“零跑动”

正为进一步聚焦群众需求和群众关切,破解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近期广东省民政厅在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和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的协作下,开辟"粤省事"民政服务专区提供百项在线服务,实现办理申请社会救助、"自助寻亲"、婚姻业务信息查询、社会组织登记业务等办理业务"零跑动",着力推动广东智慧民政建设。一、建设的背景与结果     

整体智治：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创新路径——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智慧警务”视野下的社区警务工作升级探析

公安改革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进入新阶段,“智慧警务”迅速兴起并快速成长。在“智慧警务”视野下,智慧社区警务建设具有能够促进人口管理实效化、推动宣传教育高效化、提高安全防范主动化以及创新服务群众自助化的优势,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强调“智慧导向”以加强海量数据的智慧处理,同时搭建智能平台以打破信息壁垒,还要加强合作以完善协同治理,更要强调对社区民警的教育培训以及公民信息安全的保护等。     

“智慧中国”包涵的新理念

世界各国提出的“智慧国家”新理念,标志着国家信息化开始由“数字国家”迈向“智慧国家”建设新阶段。“智慧中国”是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和3G（4G）等传输网络,利用云计算、数据处理、智能决策等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乡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政务、民生、环保、公安、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并对智能楼宇、智能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