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概览与立法目的探究

持有型犯罪作为犯罪的一个学理类型,已经获得了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围绕这类新型犯罪所展开的各种理论纷争仍在进行当中。要更好的了解该类犯罪的历史渊源、理性依据以及时代价值,就必须对持有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活动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性探究以及相关刑法精神的解读,进而挖掘该类行为在当今时代被刑法设置为犯罪的立法目的所在与司法实践价值。     

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研究

刑法理论关于八个金融诈骗犯罪,仅明文规定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根据司法实践及对相关的立法规定的分析,得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均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该"非法占有目的"应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进而就涉及到司法推定的问题,从剖析现有的立法关于司法推定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最后就目前的立法模式提出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犯罪主观目的认定的立法建议。     

持有型犯罪中“持有”的性质及表现形式

＂持有型＂犯罪自设立以来,关于行为与状态,作为、不作为与独立行为说的观点引来了诸多争议。状态说单纯从自然状态出发,排除了主观意思,失之片面;行为说结合了主观意思和客观状态,符合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说拘泥于外在作用力,造成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混同;不作为说虚构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义务,有失法定性;独立行为说符合形式逻辑排中律和同一律的要求,亦是独立于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之外的刑法规范处理要素中的授权性规范的应有之义。因此,＂持有＂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行为＂,表现形式则应认定为＂独立行为＂。     

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诉讼证明困境与出路论

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的内涵与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度是判断金融欺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众说纷纭导致了诉讼证明的困难重重 ,进而导致了司法实践的主观随意。为公正合理地处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解决诉讼证明的司法困境 ,需要在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段规制 ;并需规范推定的司法适用     

试论持有型犯罪之“持有”的属性

持有型犯罪中的“持有”的属性,从危害行为的基本特征看,持有即为一种行为;从刑法的命令性和禁止性两种法律规范看,持有的属性只能在作为与不作为二者之间择一;从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根本区别即直接危害性上看,持有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危害性,因此,持有属于作为。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持有型犯罪

现行刑法所确定的众多犯罪中,持有型犯罪以其鲜明的特征而区别和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这两种犯罪行为的方式。使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方式的划分方法实现了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演变,在犯罪构成上具有重要的立法论意义。本文拟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其进行评析。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相关毒品犯罪的界分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查获毒品而不能证明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时兜底适用的罪名。刑事推定是在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前提下,根据已查明事实以经验法则做出合乎常理的推论,刑事推定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唯一的标准。     

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新论

基于占有学说的不同选择,占有的民刑涵义有所不同。刑法上占有概念以萨维尼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占有心素是据为己有的意图。与民法上占有心素的要求,即仅支配、控制意图相比,刑法之所以强调据为己有的意图,目的在于增加行为对占有法益的侵害以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由此,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刑法学说中,排除权利者意思说无疑具有合理性。目前,司法推定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方法,建立在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基础上,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强化被告人针对司法推定的证伪是消解司法推定存疑的完善方法。     

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思考

我国刑法界历来认为目的犯的犯罪目的是超过客观因素的主观因素.诈骗犯罪也是目的犯,但它同时也是结果犯.其中犯罪目的和客观危害结果的内容应当一致,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决诈骗犯罪的既遂标准是"所有"还是"控制"的争论.目的犯中目的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其具有一些固有的弱点,所以,应当限制其应用范围.     

对合同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查证

公安机关在查处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时,最为关键的问题莫过于应通过何种侦查途径、采取哪些侦查取证措施来查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此,侦查人员应当全方位调查案件相关事实,综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应当建立逆向侦查取证思维模式,缜密调查,扎实取证。     

论“持有”的属性

尽管持有型犯罪已经在我国刑法中基本站稳了脚跟 ,但是由于对“持有”属性的争论不休 ,使得这一类型的犯罪近来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怀疑。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只有持有属性得到根本确立 ,才能真正化解这场纠纷。立足于此 ,本文首先确立了持有属于行为的观点 ,并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 :持有属于作为。     

试论“持有”的属性

尽管持有型犯罪已经在我国刑法中基本站稳了脚跟,但是由于对"持有"属性的争论不休,使得这一类型的犯罪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怀疑.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持有属性得到根本确立,才能真正化解这场纠纷.立足于此,作者首先确立了持有属于行为的观点,并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持有"应属于行为.     

“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与再生

19世纪之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确立宣告了罗马法中确立的“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但现代社会的发展又为“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提供了再生的土壤，“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是债权相对性及其与物权并存时物权优先性原理的逻辑结果。     

“惩罚犯罪”不应成为我国刑罚之目的

新近不少见解认为,惩罚犯罪应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但是,这些见解所持的理由均值得商榷。另外,新近见解的理论体系内部矛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惩罚犯罪不能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浅析犯罪学在犯罪主观方面研究的特殊性

作为事实科学的犯罪学和作为规范科学的刑法学在研究犯罪的主观心态上存在着较大差距。犯罪学一般不将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对犯罪动机的关注则胜过对犯罪目的的关注,除此之外,犯罪学还研究一些具体的心理学问题如性格、气质、能力、兴趣、意识等心理因素,表现出其学科的特殊性。     

我国刑事法律中真的有证明责任倒置吗?——兼论“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法律中证明责任倒置的提法欠妥。"证明责任"本质上指结果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两大特别的"持有型"犯罪为推定犯罪,应符合推定与证明责任的一般原理。刑事推定不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优势的程度以使法官对推定的事实产生疑问。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不妨对应"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与"疑点排除责任"等说法来理解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行政裁判目的解释的地位及规则——基于30年来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目的化”的分析

目的解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其在行政裁判领域中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而目前研究很少基于行政法规范这一特定领域加以考量,对目的解释方法在行政裁判实践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亦缺乏回应。本文从行政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出发,分析其第1条所呈现出的目的化趋向,即宏观层面的目的特征化趋向明显、中观层面的立法目的向多元化发展、微观层面的目的之阐述更具明确化,在此语境下展开对行政裁判目的解释的地位及其规则的讨论:从行政立法目的化对目的解释的影响来看,理论上将促进目的解释方法研究的发展,观念上有利于强化法官目的解释观,实践上有助消解目的解释的司法困惑;在行政裁判中,应赋予目的解释特殊地位,确定其在解释方法上的终极标准性意义;就目的解释的规则而言,要正确处理不同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确立显性目的相对于隐性目的的相对优势,促进整体目的与条文目的之互动与融合,并对整体目的与整体目的之间的适用冲突设计解决之法。     

熟人强奸犯罪中被害人主观意愿的侦查取证思路探讨

近年来,以"吴春明案"、"鲍毓明案"为代表的熟人强奸案受到广泛关注。在侦查实践中,熟人强奸案的被害人主观意愿由于暴力程度淡化、犯罪隐蔽性强、被害人供述缺失、被害人表述瑕疵等因素,存在相当侦查取证难度。因此,为了明晰此类案件的取证思路,推进侦查取证效率,提出了包括优势地位证明、事前胁迫证明、事后威胁、利诱或安抚证明和精神控制证明在内的侦查取证思路,以期为熟人强奸案侦查实践拓宽侦查思路,提供可依据的参考。     

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展开

盗窃罪的构成需要行为人在故意之外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机能.非法占有目的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即排除权利人的占有和利用处分的意思.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判断,应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利用刑事推定原则.     

论信息时代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兼论网络共犯的“通谋”与“明知”

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中犯罪主观罪过具有特殊性,难以认定是普遍存在的司法难题,但仍应努力求索。基本方法一是直接根据信息技术制度认定行为人至少具有过失;二是根据其他旁证推定行为人具有单独犯罪的故意或帮助犯罪的"明知"。未来需要根据总结的司法解释一般经验,对信息传播行为、网络攻击行为的主观罪过进行具体认定规则的完善,对网络共犯"明知"的具体推定规则进行构建,在罪责原则贯彻方面提升司法解释的公正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