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肉搜索”立法的价值取向

“人肉搜索”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人们借助网络通过沟通和交流来查找与发布信息,网民之间相互帮助,探寻事实真相,必要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与弘扬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这是互助与正义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实践,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近年来的实践效果表明,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和伦理价值远大于负面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要充分相信广大网民整体上的道德素质和自律能力。如果对“人肉搜索”立法,就要有利于这一伟大实践的进行,并对其加以科学的引导与合理规范,特别是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不是限制这一实践的开展。     

The Legal Regulation on Human-flesh Searching

“人肉搜索”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人们借助网络通过沟通和交流来查找与发布信息,网民之间相互帮助,探寻事实真相,必要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与弘扬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这是互助与正义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实践,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近年来的实践效果表明,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和伦理价值远大于负面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要充分相信广大网民整体上的道德素质和自律能力.如果对“人肉搜索”立法,就要有利于这一伟大实践的进行,并对其加以科学引导和合理规范,特别是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不是限制这一实践的开展.     

禁止“人肉搜索”不合时宜

江苏省徐州市人大禁止“人肉搜索”的条款，在网上激起广泛讨论，大多网民反对该条款，并声称，“这是霸王条款，是不是怕和周局长一样下场吧？”可见，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并不是那么得人心。     

“人肉搜索”侵权的认定应“公私分明”

如果“人肉搜索”加以有效引导和法律约束，会发展成为一种非常高效有益的网络互助模式，同时成为一种舆论监督武器；但如果过度放任，甚至纵容针对个体的暴力行为，必然会恶化网络环境。发布所谓“网络追杀令”、“人肉搜索令”的网民不能以“道德卫士”自居而规避法律责任，同时还需明确网站的侵权责任。在网络侵权和“人肉搜索”侵权的案件中，许多网站确实可谓是“助纣为虐”。     

非典型“裸奔”的南京土地官员们

接二连三的官员财产被网民以一种非正常的形式“透明”，“人肉搜索”成了南京杨友林、周久耕和臧正金3名官员财产透明化的暗道，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却不是社会的幸运。     

致命搜索（5）

这是一个关于人肉搜索的故事。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个人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人肉搜索最近一次发威是网友们搜出了郭美美身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逼得几家公司、机构狼狈地作出回应。不过人肉搜索一旦超越了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容易导致网民集体演绎网络暴力，对无辜者造成伤害。     

“人肉搜索”——信息爆炸时代的网络隐私权危机

2008年什么最火，很多人会回答：“人肉搜索”。本来“人肉搜索”是带着维护道德、主持正义的因素而产生，但是部分网民为了满足个体窥私的欲望和宣泄对假想敌的愤恨，却将之在扭曲的网络中无限放大，或是口水淹没真相或是泄愤打败善良。在现行社会框架下受不到任何限制的“人肉搜索”似乎正在逐渐抛弃传统道德，在道德沦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虚拟世界的扩张，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大大挤占我们现实世界的空间，如果“人肉搜索”真的泛滥起来，现实世界的人们将没有个人隐私的空间，将在现实世界中无可逃遁。如何认清这种现象，通过立法规制正确引导网民的价值观、道德观是本文着重论述的问题。     

致命搜索（3）

这是一个关于人肉搜索的故事。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个人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人肉搜索最近一次发威是网友们搜出了郭美美身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逼得几家公司、机构狼狈地作出回应。不过人肉搜索一旦超越了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容易导致网民集体演绎网络暴力，对无辜者造成伤害。     

致命搜索（1）

这是一个关于人肉搜索的故事。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个人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个人进行搜索挖掘。很快就能掌握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人肉搜索最近一次发威是网友们搜出了郭美美身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逼得几家公司、机构狼狈地作出回应。 不过人肉搜索一旦超越了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容易导致网民集体演绎网络暴力，对无辜者造成伤害。     

“人肉搜索”不宜入罪

“人肉搜索”是网络时代发展的产物,在促进信息流通、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因网络自身的特性、网民素质的限制,以及我国相关立法的不健全,越来越多的“人肉搜索”事件失去其平衡点,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亟待相关法律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制.鉴于刑法入罪逻辑思路、隐私权和网络相关立法的不完善,以及现实条件的限制,目前还不适宜将“人肉搜索”独立成罪,动用刑法对其进行规制.     

刑法预防性立法对犯罪学之影响:困境与出路

当代风险社会及其构成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成就和互相影响的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共同知识场域。预防性立法模式在刑法立法实践中确立,预防型犯罪也被简化为安全的技术辅助。犯罪学研究的犯罪现象、原因和对策随之发生变化,其研究范式也便面临危机和挑战。针对预防刑法的“事前法”特征,对其进行研究的犯罪学也应转向“事前”犯罪学。事前犯罪学在传统的“现象-原因-对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更应进行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的转化,为预防性立法走向理性、科学和合理贡献知识。事前犯罪学理论知识,要进入预防性立法的决策场域,就应寻找适合预防性立法的犯罪学逻辑体系。其展现的知识逻辑和问题意识,不是要和预防刑法知识体系合谋,而是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和构建恰当的研究范式和知识库存、跨学科借新智、打破传统事实学窠臼、遵守法治精神,据此走出困境,也为预防性立法提供根据。     

刑法框架下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具体考量

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要求,刑事立法也应从"一体化"的要求出发,在研制出法律文本的同时顾及司法与守法的可能。通过对见危不助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本身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表明,将见危不助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无法在法益判断上寻求到立法的根据,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无法解决的困难。将道德纳入刑法体系,未必见得公民便能确立对法律的忠诚,刑法并不是我们在规制见危不助行为方面所能达致的普遍共识。     

金融危机后的资本市场改革

金融危机之后,资本市场的许多暗道机关大白于天下,世人对资本市场及其相关问题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比如,长期以来人人喊打的内幕交易并不是资本市场的要害问题,是肘腋之患,而非心腹之患。内幕交易的金额相对较小,速不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豪赌的危害大。再比如,安然丑闻之後推出的《萨班斯法（Sarbanes-Oxley）是表面文章,不是亡羊补牢,而是虚张声势,避实就虚。金融危机之后,     

论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说起

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精髓在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并且应当被普遍遵守。秉承此意,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有二：一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为良法;二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获得普遍服从。     

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通知”义务的适用研究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转通知"义务,起源于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创设的"避风港"制度,其价值定位是作为沟通"通知-删除"规则与"反通知-恢复"规则之间的"辅助性措施"。随着网络技术与商业实践的持续更迭,传统"避风港"立法列举的"删除、断开链接"等制止网络侵权的必要措施难有用武之地。鉴于此,我国司法实践率先作出破局实验,将传统的辅助性的"转通知"义务扩展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采取的制止网络侵权的"必要措施"。但是,司法对"转通知"义务的扩展,不仅与我国相关立法违背,而且在制度体系、制度平衡及实施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质疑,不宜继续被采纳。我国《民法典》新规总概性地将"转通知"义务界定为独立于制止网络侵权"必要措施"之外的前置性措施。对此,本文建议,未来除应以《民法典》新规为基础,还应进一步深入明晰其适用的主体范围,扫清其实施的技术障碍,强化其执行的制度保障。     

淡化船舶拟人处理对减少扣船管辖冲突的作用

船舶与一般的物不同,船舶的拟人处理使其具有一定自然人的属性。伴随着船舶的拟人处理,以及船舶的＂拟责任主体＂色彩,使涉及船舶的案件在确立管辖时更容易发生冲突。随着社会的进步,航运的风险降低,以船舶作为责任保证的需求也在降低。国际立法及国内实践均有淡化船舶拟人处理的倾向,船舶拟人处理的减弱也会使船舶扣押的机会收窄,自然会对扣船引起的管辖冲突的解决起积极的作用。对船舶的拟人处理的原因,船舶拟人处理对管辖权的影响,国际立法及司法实践对拟人处理淡化的倾向,以及对管辖冲突解决的作用进行论述。     

对外国卫生法学课程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

“外国卫生法”作为新开设的一门卫生法学专业特色课程，由于统编教材的缺少，给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来了负面影响。外国卫生法学教材的编写要面向师生，既为教师而写又为学生而写。授课教师可以参与教材编写，但同时也要吸收法学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参加，教材编写的内容和体系要坚持理论、立法和实践的三位一体。在教材编写时将国际卫生法的内容纳入其中，教材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予以阐释知识点，同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其他卫生法学的教材做好衔接和过渡。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

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忽视或遗忘了刑法的特征与内在价值,高估了刑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刑法一直保持着在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刑罚结构和刑罚适用面临着重刑主义的突出问题。我国的犯罪控制存在着惩罚主义的结构特征,然而惩罚主义的意愿和努力,并没能有效遏制犯罪规模和犯罪的总体严重程度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刑事政策和刑罚体系的主导思想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前,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

醉驾入刑一年多来,其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显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法律与政策精神上,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的处理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态度,同时也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醉驾的情形多种多样,对醉驾入罪应根据其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同时合理理解和正确适用醉驾的标准,并从立法上完善醉驾入刑的规定。     

论我国加处罚款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立法对加处罚款的制度规定尚显稀疏,这已然成加处罚款遭受现实冷遇的重要原因。为了确保加处罚款的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立法在肯定加处罚款的数额应当受限的基础上,还应当对加处罚款在非诉执行中能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起算时间如何计算以及执行程序等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