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跨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进化取向及意义

启蒙运动对主体理性的张扬,释放了人的个性和自由,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但主体理性的技术化发展造成了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从而使主体理性向交往理性转换成为历史的必然。交往理性对理性的重构体现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彰显语言哲学的主体间性、语言言说和语言的有效性等方面。交往理性的基本特征是程序性、总体性、多维性和贯穿性。交往理性是对片面主体性的扬弃,有助于消解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克服主体理性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的交往共同体。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权衡下的我国公共政策选择——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论述并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主体选择的工具理性偏好,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指出公共政策选择应该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合,呼唤价值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复归。     

交往理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更新

面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代性困境,哈贝马斯力图建构起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从而达到弥合理性、拯救生活世界的目的。他认为,交往理性内在于交往主体之间的语言结构中,是交往主体相互同意、普遍赞同并且自觉遵守的语言规范,即所谓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三个有效声称。由于工具理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扩张与宰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存有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替代对话式话语以及话语内容不符合三个有效声称的诟病。基于交往理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应作出及时的更新:在话语方式上要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要更加贴近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要融注更加积极的情感。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的三重理性进路

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宽容互让、价值多元、诚信友爱、道德彰显的理性社会,其实践哲学基础则是表征世界秩序、呈扬人文精神与凸显伦理蕴涵的理性,因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诉诸子理性的进路:在交往理性的进路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在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主流核心价值与非主流多元价值的和谐,在道德实践理性的进路中实现道德底线与道德信念、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与自律意识的和谐.     

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理性化的历史反思

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理性化对人本身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变化上。理性化使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摆脱了传统时代种种旧规则的束缚,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随着理性化越来越强调工具理性,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很快又受到了理性化的束缚,开始逐渐异化。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这一理性化的难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可以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得到解决。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发展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行政改革,经历了组织调整、职能转变、能力建设和价值诉求的逻辑路径,下一步行政发展面临治理主体独大与社会基础脆弱、制度化与市场化、外部性与内部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四重基本矛盾,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对策。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西方交往理论的哲学审视

西方哲学领域的交往理论从隐匿于理性高扬的主体性哲学到敢于承认他者存在、确立交互主体思维,经历了逐渐展开、充实和具体化过程.其间,从唯我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主义三种境遇对交往理论的审视,提高了人们认知和评判理性、自我与他者交往关系的能力；以人身体不完满性为依托的交往媒介成为多元主体对话的桥梁,推动了交往理论的主体间性转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主体间交往并不必然达成协作的社会目的,相反通过意见互换与沟通包容矛盾冲突、使协作与对抗共存才应为交往的常态和努力方向.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

对公共利益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一个让理论界与实务界深感困惑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关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人道理性统一体的实践理性,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选择.     

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与矫正——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思考

科技价值系统由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和价值理性系统组成。前者指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含义及其功能,后者指科技对于社会主体的多方面意义和价值(理性认知、探索创造、经济利益、社会道德等价值)。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剖析并矫正其当前工作存在的诸种失谐现象,实现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及其与社会其他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     

形象经济时代与价值理性迷失——从人到物“过度包装”的背后

当今社会,对形象的"过度"关注带来的从人到物的"过度包装"问题已成为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困扰的新的异化力量。剖析这种困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现代性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使工具本身成为目标,从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无论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交往视野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特性

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针对工具理性对当今时代的统治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倡导交往主体间相互尊重、理解、平等,对我国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间性,教育主体的生成性和多元性,旨在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价值—组织—方法”框架下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探析

科学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兼济平衡之上,立足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有机结合。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带来地方政府自利倾向的显性化,而在城市区域发展评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兼具作为评价主体和评价对象的双重身份,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围绕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展开了一系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权衡博弈,并对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未来更应该注重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的应然性价值对于现实的城市区域发展政策评价体系设计及其运用实践的引导、规范和促进作用,对缺失的理性成分与价值构成进行弥补。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合法性研究

运用合法性理论探讨农民工工会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合法性的农民工工会才能有效运行.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合法性的基础,由于我国农民工工会的建立主要采用策略途径与文化途径两种模式,使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疏而无法有效运行.所以农民工工会必须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沟通理性下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重构

立基于工具理性的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现实中背离了其自身的价值。沟通理性用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其出发点不再是单向的成功而是理解。由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民主观念的变迁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发言人制度应当建立在沟通理性的基础之上。如此,就应当从价值重塑、文化再造、制度重构和设施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