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源头治理的路径选择与策略探讨——基于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分析

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高质量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需求越来越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一切工作追求的目标。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必须转型和调整,从应急管理逐步走向风险治理、从危机事件应急转向安全风险的防控,确保公共安全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当前,可基于系统脆弱性理论框架剖析公共危机事件生成的机理,探讨公共安全风险源头治理的路径选择和策略,确保从源头上消除危机事件产生的风险和隐患,杜绝重大危机事件的发生,实现安全发展的目标。     

整体性学习共同体：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公共危机的特征决定了危机学习应当是多方协调的知识整合行动。危机事件打断了组织的正常秩序,迫使组织对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与重构,但碎片化的危机学习无法有效缩减组织智慧盲区,致使治理知识难以匹配复杂危机情境。为切实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部门组织韧性,需将整体性内核嵌入危机学习行动中,促进多主体知识流动,构建信息长效共享的危机学习网络。本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分析框架,从理念、主体、机制、制度、技术等层面对当前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现象予以分析,归纳出科层权威下的策略应对思维、组织制度惯性、问责负激励等碎片化诱因并提出形塑危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企协同研究

公共危机有效治理需要社会参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拥有不可忽视的能量。政府与企业的各自诉求构成两者互动的基础,两者优势资源互补构成完善政企协同的前提。但是,两者都需要转变观念,政府更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需要鼓励企业发展应急产业。企业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合作应急能力建设,才能推动两者和谐互动,开创公共危机治理新局面。     

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建构与战略重点

正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架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塑造,并不仅仅是一种静态合作关系在结构上的构建,也不是低层次的机制运行,而是一种体制的变革,以此从更深层次上为应对危机提供保障和支撑。在现行公共危机的组织管理体系中,需要在构建平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从风险社会到和谐社会:寻求危机治理的善治

风险社会时代危机事件的频发要求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变革政府管理思维,构建电子政务,与社会各组织进行合作,构建多主体协调的危机治理体系是必由之路。由此才能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走向危机治理的善治。     

责任政治视角下问责与避责的协同机制及其实现

在责任政治中,问责与避责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政治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协同作用领域"出发,可得出:在责任政治视角下,当避责行为转移一定责任时,问责与避责结合可以提供激励以及完善责任认定;当问责制重视回应与沟通时,避责可以与之结合促进精准问责;当基于避责的责任维度时,二者结合有利于推动形成预防式问责制。基于此,可进一步深化对问责与避责关系的系统化理论认知,以破解问责与避责协同机制的现实困境。     

创新我国政府应急管理预警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但是也是一个公共危机频发期。尤其是近几年频发的灾害类危机,已然成为中国政府应急治理能力的一项高度的挑战,迫切要求完备政府应急管理预警机制。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应急管理预警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从创新的角度,提出应建立政府应急管理预警管理体系并使之科学化,尤其强调信息化系统建立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强化公众突发事件的自我保护机制。     

风险防控思维下的应急治理研究

风险防控思维是应急治理重要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要求应急治理工作必须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本文用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强化"两个根本"、用应急治理制度安排的法制化和权威性推动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用应急治理方法手段的专业化和系统性来支撑保障集约化和高效性、用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等几个观点引导,提出实施风险防控思维下的新时代应急治理策略:扭住关键将风险防控思维贯穿应急治理各领域和全过程,前移关口强化应急治理中的风险管控,以预防为主完善风险防控思维下的预防性应急管理法律制度。     

协商民主视角下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治理探讨

从2002年SARS疫情发生到去年的"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从发生以来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全国上下已建立了应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体系,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完善。试着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治理路径,阐述了协商民主理论原理,概括了协商民主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治理中可能的实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阶段、程序、主持人和方法四位一体的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公共精神:非政府组织问责的价值维度

NG0问责失效的根源在于公共精神的缺失.因此,NGO问责机制的建构必须根植于公共精神的培育.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要培育公共精神,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政府体制,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建构立足于传统文化精华并结合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化,强化公共意识教育.     

公共治理变革:几个基本维度的思考

公共治理变革需要从力场、时空、方式等维度进行根本思考。根据力场分析综合框架,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重构公共治理变革的动力系统,寻求强制变迁型、权益驱动型、危机驱动型、精神驱动型等变革模式的组合互补。在空间上将全面创新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遵循发展——学习——变革——发展的持续变革模式。公共治理变革的力场和时空逻辑决定了变革的基本路径:学习型变革与放权社会。     

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的避责策略选择——基于S镇“百日攻坚”行动的考察

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采取不同避责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较少从动态压力情境审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也忽视了基层干部在问责过程中的责任感知与自主性。为探究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多元避责行动的原因,通过对S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案例分析,提炼了“动态情境-责任感知-策略响应”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动态问责压力情境和责任感知过程的不确定性,共同形塑基层干部多样的避责策略,表现为异质性的避责逻辑。基层干部避责研究应超越结果导向的研究局限,走向基于动态情境的研究。本研究拓展了避责行为的研究视角,为完善创新问责机制和治理避责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公共危机:政府信用建设的拐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容易诱发公共危机事件。近年来日益频繁爆发的公共危机对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政府信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公共危机造成的大量资源损失会破坏政府信用的物质基础；危机治理的不足也将降低公众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对政府制度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削弱政府信用的意识形态基础；危机处理中信息公开的缺陷还会降低政府信用的资信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会为政府制度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完善提供外部动力，促进政府制度信用的提高；并推动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性、从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改进政府的组织信用；还能通过感官等各种刺激激发行政人的伦理自觉和责任意识，增强行政人信用。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     

对公共危机管理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

国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学术界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上始终存在争议,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务实的态度重新思考界定公共危机的内涵,提出了危机的三个属性和判断公共危机事件的四个标准,并厘清了公共危机的预防和预警问题在认识上的误区；指出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层面,公共危机预防与预警重视不够、公共危机应急预案形式大于内容、政府危机响应侧重点偏失、整体化的危机救援能力不足等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对此应当从危机管理的重心转移、问责机制、公众利益、机构规格和社会转型等方面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我国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的政府推进策略探论

应急管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积极推进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相对薄弱,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的主导者和重要主体,必须持续不断审视现状、发现问题,立足建立我国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长效机制,从预防心理危机发生前、应对心理危机发生时和推动心理重建中等三个阶段,积极制定并实施对策,推进我国应急管理心理危机干预稳步有序发展。     

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进程及经验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是党应对执政考验、风险社会挑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经历了一个提出、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党加强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增强系统性和战略性,必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结合,必须与加强法制建设相结合,必须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必须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