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全集》倡编刍议

自1902年何擎一编出第一种梁启超文集《饮冰室文集》以来,梁集迭经增订,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乃其集大成者,建国后则从未再编。然梁之信札、演说、序文、著述、诗词、联语等,遗之于《合集》之外者尚多,且梁集从未有过注释本,故今当集中学术力量,重编一部荟萃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当今学术水平、录文最为详备之《梁启超全集》。     

语境与翻译--试析朱生豪的《哈姆莱特》译本中的误译

语境在翻译中至关重要。在翻译实践中,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语篇的衔接以及语体的运用都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是构建正确翻译的基础。译者理解原文时必须从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的角度考虑,反复琢磨,排除歧义,做到准确地理解原文,译文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     

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的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丰富了人类艺术的宝库,在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有人称赞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初探

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问世,国内的学者开始注意版本和文献的重要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还需从文献考证的基础工作做起,尤其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未完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关联性等问题的思考应注重从手稿入手,从而获得更加深入有效的解读和阐释.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第一,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三,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以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第四,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善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     

《大唐新语》读后记

《大唐新语》是唐代刘肃所撰写的一部笔记体小说,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记载了唐初至代宗大历年间的历史人物及其言行故事。该书保存了大量的重要史料,其中很多为《两唐》书所不载。同时,《大唐新语》的语言表述和写作方式也很有特色,其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错再错》真伪辨

2014年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网在＂莎士比亚新被认定作品首度出版中译本＂的标题下,以狂热的激情肯定了一部题为《一错再错》（Double Falsehood）剧本,认定它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并声称蒙在该剧之上长达三个世纪的＂伪作＂的嫌疑已被＂洗刷＂。2其理由是：2010年国际权威的阿登版《莎士比亚全集》接纳了该剧,从此确立为莎士比亚作品＂大家庭＂的一员。其实,这部被国内译者作为翻译蓝本的阿登版的《一错再错》,在亚马逊网站是饱受读者诟病的。     

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

在国际政治中,文学若非作为文化外交和软权力的工具,往往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国际政治研究者能否打破学科的藩篱,不仅站在政治的框架中审视文学,也借由文学之镜来透视国际政治?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国际政治之文学透视的理论框架。文学透视的研究对象,并非客观现实本身,而是通过作品所呈现的心对物(观念对现实政治)的映照;在此心—物关系的总括之下,本文以虚—实和共—殊两者为支点,从认知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文学透视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价值所在,并依此框架,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进行了解读,并对国际政治之文学透视的意义做出了哲学上的讨论。     

中华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的文化解读

华文文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窗口,新时期以来备受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华文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中华文化内涵还有待研究者深入挖掘。袁勇麟教授的新作《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一书,正是基于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直面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危机意识,将目光放到更为深切、更为关键之处,思索当代华文文学史料学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华文文学这扇面向世界的中华文化传播之窗朝前更推进一步。     

生态建设与经济增长良好结合的有益探索——读《生态文明建设通论》

第一次把莎士比亚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中国舞台的是峨眉人章泯。他因对中国戏剧和电影事业的重大贡献,而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化史册。1906年,章泯出生于峨眉县燕岗乡,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挚等。1929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学校戏剧系。在校期间,由肖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上海参加党领导的“左翼剧联”,并当选为执行委员。1932年,他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了第一部大戏——易卜生的《娜拉》,即轰动剧坛。随后,他又导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这些世界名剧都是第一次在中国舞台上演出,所产生的强烈社会影响和轰动效应,奠定了章泯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滩引领中国话剧新潮流的著名导演地位,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名气最盛的新人,一时好评如潮。     

龙文化研究的精品力作——《中国崇龙习俗》读后

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各地盛行的崇龙习俗,经过千百年来的累积和传习,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龙文化。20世纪初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清理,龙文化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传统文化热的蔓延,龙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论著多达数百种。由于崇龙习俗的广泛性和差异性、龙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学术界对龙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异,     

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翻译和传播——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例

朱执信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906年,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理论,朱执信有着独特的理解。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新解读朱执信,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宋书》人物描写的特色

本文论述了《宋书》在人物描写方面的特征。作者认为,《宋书》善于用简练、清新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思想性格,并拓展了史书纪传人物的文学笔法。     

日语中比喻句翻译策略浅析——以《雪国》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文章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为根据,抽取其中比较典型的比喻句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三个中译本中与其对应的译文,来进一步探讨哪个译文更合适,从而总结了日语中的比喻句翻译成汉语时应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以期为今后日语比喻句的汉译提供些许帮助。     

文化翻译观视域下华莱士·史蒂文斯禅诗汉译技巧探析——以《雪·人》为例

《雪·人》是美国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代表作,全诗通篇只有一个句子,极具整体感和画面感,体现了东方禅宗美。文中根据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来汉译《雪·人》,以求最大程度地保留和移植《雪·人》原语作品的禅宗文化、再现原语作品的音美、形美及意美、实现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希望为后来译者汉译史蒂文斯其它禅诗提供一些借鉴。     

跨文化翻译中的关联理论应用——以钱钟书《围城》中英翻译为例

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英翻译为例,借用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观,可见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进行两轮交际的跨语言活动,即"原作者——译者——译者读者",其中译者同时具有交际者和接受者这双重身份。翻译的核心准则是把握信息发送者意图凸显的"显明定识",寻求共同的认知交集。在分析的基础上,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可归纳四条翻译实践原则:译文归类化明示;直译加注异化性明示;删去繁赘简明化明示;增补评释点睛化明示。     

从《卧虎藏龙》的文化翻译看影片中西文化交流

作为话语电影中的杰作,《卧虎藏龙》在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诠释方式。导演,编剧,制作团队的国际化也给《卧虎藏龙》带来了一条显著的特点——中西文化的融合。电影中,中西文化的融合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以翻译为研究对象,探讨《卧虎藏龙》中的文化翻译。     

散落的珠玉——论《新月》杂志上的文学广告

《新月》杂志上的文学广告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报刊界独树一帜。编辑们以多样的行销策略和高超的写作艺术使其达到了文学性与商业性、趣味性与严肃性的经典结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典范意义。     

论鲁迅《故事新编》中英雄的境地与出路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以文学方式塑造了拥有强大个人力量的英雄形象,这些形象由抽象世界逐步转向世俗世界,由觉醒者变为行动者,这一过程是个体面对历史环境时的博弈结果,包含了力图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的逐步认同,但它的难以操作性却使得这种热望不可避免地停留在了文学想象的层面上。     

李大钊研究的新视野——李继华著《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读后

滨州学院李大钊研究所首席专家李继华教授的新作《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以下简称《疏证》,凡对该书的引用只注页码）出版了。该书是继华教授承担的2008年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主要内容是对李大钊著作中大量的人名、典故和词语进行解释与说明,开创了李大钊研究的新思路、新视野,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是宣传李大钊思想、深化李大钊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作者有幸较早读到这部长达68万多字的巨著,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科学伦理思想

在封建社会内外动荡的特殊背景下,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众多西方科技著作中选择《几何原本》作为他的首部翻译作品,体现出他高尚的科学伦理思想,笔者主要从科学学术伦理和科学社会伦理两个方面进行梳理,这在科研道德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