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如何落实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热点问题,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二次犯罪"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难题。纵观各国刑事实证的研究,对未成年人施以社区矫正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矫治方式。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社区矫正措施所体现的刑法谦抑性与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出来。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仍面临许多困境,借鉴国外经验,从思想教育、管理机构、矫正项目、法律制度等多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微探

刑事一体化思想的核心，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处于内外协调状态发挥最佳刑法功能，而社区矫正的核心目标与刑事一体化的目的即实现刑法的最佳社会效益可谓相得益彰，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进行研究，是我国刑事政裳的应有之义，更体现和符合刑事立法的发展态势。     

中国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人权

<正> 刑事实体法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仅结合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就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人权的关系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有兴趣研究此问题的同行们。一基于不同的理解,刑法具有各种机能。如,从刑罚作用的角度进行认识,刑法具有社会防卫的机能,一般预防的机能,特殊预防的机能。再如,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进行认识,刑法又具有保障的机能,保护的机能,规律的机能。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认识,区分为若干种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刑法学思考

刑事和解反映出我国由传统的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变,在刑法上定位为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在刑法学上,其存在着"正当性"的问题,"法定性"的问题,以及刑法保障措施缺乏的问题。应该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刑事和解的考察制度与撤销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此为刑事和解的实施提供刑法保障。     

刑事司法人格化初论

将犯罪人的犯罪人格贯串到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是摆脱行为刑法制度的司法机械化弊端的必由之路,符合现代刑法的人性化、人道化发展方向.刑事司法的立足点是犯罪人,而犯罪人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统一体,即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外在表象,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的本质.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人格鉴定,将那些仅有法定的犯罪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在犯罪人之外.对于犯罪人,在量刑时,要把犯罪人格矫正的难易程度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监狱行刑时,应当以矫正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进行.此外,应该把心理预防提到犯罪预防的重要地位.     

社区矫正事业期待辉煌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的行刑方式。所谓社区矫正,是把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到社区,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对象应当是那些没有社会危害性的服刑人员,主要是过失犯罪和经济犯罪人员。社区矫正在国际上已经出现100多年了,是当今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我国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监禁刑制度,但是没有形成社区矫正的明确概念,更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要适…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

伴随恐怖活动犯罪的全球化,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必须树立一种全球战略,这也客观上促成了刑法应对的全球化。我国在惩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应积极与国际社会相接轨,在恐怖活动犯罪以及恐怖组织的界定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在预防恐怖犯罪的立法上努力完善。     

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所孕育的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模式.其理念产生和植根于其所存在社会的个人本位刑法观、刑事契约观和复合正义刑罚观.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方案.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刑事和解本身的个人本位刑法观与国家本位刑法观之间、去刑化思维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以及复合正义刑罚观与公众的报应正义的刑罚观之间的对立、背离与对抗.而刑事和解在中国情境下将可能出现对人人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的冲击,对加害人、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损害,形成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从而毁灭刑法的公众认同的制度隐患.理性地对待刑事和解制度,应当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兼及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基础的刑事和解制度目前正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和促进社会和谐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同时,刑事和解还体现了公正、谦抑、人道的刑法价值。刑事和解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而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基础:以罪责为核心重构量刑原则

我国刑法量刑原则存在着客观化判断有余、主观化考察不足与静止性判断过多、动态性分析不足的问题。罪责是在充分考量涉案行为及行为人基础上的责任确认,是刑法规范与社会价值并重评价下的对刑罚性质与量度进行确认的独立内容。在深入分析罪责概念的基础上,适度借鉴德国刑法量刑原则的合理内核,综合考量各种待量刑案件的个体化特质性因素,在量刑各个阶段融入矫正与预防指标,由不确定的罪责概念配之以刑罚规范与注重矫正、预防实效的社会价值规范,是对量刑原则进行优化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刑罚规范及其判例实践追求的理性量刑的可行路径。     

法典化制度下刑事判例的制度功能

在法典化制度下,建立一种与自身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刑事判例制度并不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相反,它反而可以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和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在增强刑法的社会适应性的同时,维护刑法的安定性价值。在法典化制度下,刑事判例虽然不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拘束力,但作为刑法解释的一种规范化模式,刑事判例对司法活动具有导向性的说服力。通过该制度,刑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有可能得到兼顾,司法知识获得自我积累和发展的机会,并为立法活动提供丰富的资源。     

刑事替代责任的理论现状、制度引进与现实选择

刑事替代责任是英美刑法中特有的产物,与英美国家的社会发展、法系特点和“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密切相关.尽管如此,也不乏反对刑事替代责任的声音.主张将刑事替代责任引进我国的“本土化说”,想当然地认为我国也已经步入风险社会,刑事替代责任有利于预防、遏制犯罪,符合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这些观点和理由都站不住脚.社会的发展呼唤法律作出适时回应,但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应恪守谦抑性品质,一以贯之地坚守直接刑事责任,拒斥刑事替代责任.以民事法、行政法作为补充对相关领域进行规制不失为最优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中国语境下的展开

本文是对刑法教义学的一个面向的理论探讨,即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从李斯特鸿沟切入,李斯特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严格界分:刑法教义学成为一门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完全排斥价值判断,由此形成了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而刑事政策则是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其以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尤其追求特殊预防的效果。李斯特这种把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加以分立与疏离的思想,形成所谓"李斯特鸿沟"。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之后,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将刑事政策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本文重点对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展开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性探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刑法教义学,因此,李斯特鸿沟尚具有启迪意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回到李斯特,也没有必要重新跨越李斯特鸿沟,而是可以直接享受罗克辛贯通的成果。本文强调了在中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中,既要以刑事政策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引导,更要注重通过刑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控制。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价值定位

伴随着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的时代,刑法体系经历着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要求刑事立法及时改革创新,更要求指导刑事立法的刑法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安全刑法应以刑法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妥善协调与自由价值、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及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引领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社区矫正的立法建议

一、国外社区矫正立法的情况在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诉讼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一切社区矫正执法活动的最原始、最权威的依据,也是国际两"人权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各种刑罚适用及执行规则的一贯要求。     

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因素分析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对于一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以及犯罪态势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犯罪态势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犯罪态势严峻，刑事政策严厉，刑法严酷；犯罪态势平缓，刑事政策轻缓，刑法宽缓。比较而言，刑事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呈现出一种和谐共荣的关系，因而，刑事法理论的变化和更迭一般都会引起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革。     

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风险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民主的体制下应对新的社会风险,而不是通过扩张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对的国家权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社会风险”理论者看来,无限制扩充国家权力来抵御社会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刑法应对风险绝对不是通过确立风险刑法的模式来强调刑法的恐吓性。我国当前刑法理论所说的“风险社会”实际上不是“风险社会”论意义上的风险社会,而是通喻社会风险,有时还包括“人为风险”。“风险社会”理论不能直接为风险刑法奠基。抽象危险犯本身作为一种立法拟制的结果,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适当的支撑;行为无价值理论更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与风险刑法的理论基础并不契合,无法在客观归责理论中获取共识。风险刑法的实质是刑法威吓作用在新时期的重新泛滥,是对合法性原则的突破。信守刑事政策和法治的底线、厘清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的关系才是根本出路。     

刍议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权的定位

一、概述 2011年2月25日发布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概念，并在管制、缓刑、假释中做出相应规定。这意味着我国的社区矫正体系又发展了一大步，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活动也终于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也说明我国刑事司法对罪犯以自由刑为主的改造思路有了重大调整．这既给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检察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