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意见证据制度机理与建立我国专家证据制度之构想

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优缺点非常明显 ;新近颁布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导入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接受质证的制度 ,缺乏可操作性 ;借鉴英美法系的意见证据制度 ,整合上述两项制度 ,建立我国的专家证据制度 ,对更新我国证据分类观念及民事诉讼理念 ,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推动证据立法步伐 ,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专家证据的性质与地位

专家证据的主客观统一性、事实针对性和证明相对性的特点,决定了专家证据具有证据资料、证据方法的性质.由于诉讼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诉讼中,一切事实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念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裁判原则"或者"证据裁判主义"的诉讼原则.法官通过借助专家发表意见来协助其认定案件事实,专家证据就成为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的必然,并且具有查明案件事实,解读其他证据,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的诉讼功能.     

刑事诉讼专门性证据的扩张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中,普通性问题与专门性问题之间存在严格界分,二者在认识结构、认知权力分配和相关证据适用标准上都有所不同。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认了专门性问题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地位,由此我国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基本格局将逐渐演变为以鉴定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传统的鉴定意见规制模式存在表象化审查的问题;而新证据类型在基础要素质量控制机制方面较为薄弱,会导致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的审查承担更多责任。这要求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真正承担起看门人角色,由过去依赖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逐渐转向实质审查。目前针对新证据类型的规制框架,还存在参照模式定位不清、合法性不足、以鉴定意见为中心的审查框架与新证据类型之间潜藏诸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应针对专门性证据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质审查框架,在专门人员资质、专门性知识和专门性推理过程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审查。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论科学证据、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三者的关系

与科学证据有关的法律概念主要有大陆法的鉴定意见,以及英美法国家的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与专家证言之间,由于具有不同的证据法原理,不具有可比性。在英美法国家,科学证据应是专家证言的下位概念;在大陆法国家,科学证据与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与鉴定的法律定位密切相关,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明确这一点,有利于厘清我国科学证据的相关法律定位及其与鉴定意见之间的关系。     

英国专家证据的评价与采信

专家证据是由熟悉某专业或经过对该领域的特殊培训而有资格作证的人提供的科学技术、专业或其他专业问题的意见证据。基于专家证据形成和内容的专业性、科学性而就相关专门问题有着较强的证明力,但由于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为一般常识所无法包容,致使专家证据的评价和采信存在难点。英国专家证据的评价和采信通过证据开示和交叉询问程序加以实现,其专家证据评价与采信规则的发展,为面对现代专家证据或鉴定意见评价存在的类似挑战和问题时提供尝试的例证,且其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对我国鉴定意见的质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构建缔合的专家证据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的鉴定结论制度存在不少缺陷,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本文从鉴定结论制度功能上的缺失进行切入,论证了引入专家证言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改革我国的法定证据形式,构建我国特色的缔合的专家证据制度。     

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与技术法官制度的可行性

一、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一)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英美法系国家中,英国率先对诉讼制度进行了改革。1999年4月26日英国实施了新的《民事诉讼规则》,在庭审中建立了专家陪审制度。根据规定,法院可委任一名技术陪审员协助法院审判。技术陪审员(assessor)是完全属于法院的专     

论适用专家证据的有用性标准

正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012年3月我国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如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并新增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聘请专家证人的权利等。但在什么情况下,法庭应同意控辩双方的申请允许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又应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采纳专家证据?或许,英     

专家证据的价值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专家证据在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在专家证人资格规定上的广泛性和选任上的自由性,使其在适用上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其详细而完备的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更是司法经验的积累与法官智慧的结晶。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据制度和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在近些年的改革中呈现出共同的趋向,如启动程序的多样化、过错责任的严格化和庭审对抗的强化,这为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准确适用新刑诉法中有关专家辅助人的规定以及充分发挥专家证据的作用开启了新的思路。面对我国司法鉴定中依然相当混乱的鉴定主体问题,构建鉴定人、专家顾问和专家辅助人三位一体的司法鉴定主体格局,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可行的出路。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扩张与限缩—以外观设计专利权与其他知识产权的边界为视角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外观设计专利权易与其他知识产权发生竞合与冲突,尤其是与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商业外观的商标权和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等。伴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进展,上述权利竞合与冲突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外观设计专利权与其他相关知识产权之间亦存在一定差别,需要在权利客体方面有所区分。借鉴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法律经验,只有法国给予完全重叠的保护,其他国家均在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权利客体方面与其他知识产权加以区分。我国应当进一步明晰外观设计专利权与其他知识产权之间的边界,将纯属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排除在外观设计保护客体之外,例如服装设计、书籍封面设计、动画形象设计、建筑设计、小摆设;将纯属商标权保护的标识排除在外观设计保护客体范围之外,例如在实用功能或形状结构上没有新创造的商品包装盒(包装袋、包装瓶)、店面装饰装潢;对实用功能或形状结构有新创造的设计,可选择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否则不能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保护。     

论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扩张与限制

消费者安全保障权已超越民事主体交往安全义务的范畴,消费者安全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必须从经济法整体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构建.权利保护模式下无过错责任的采用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义务与权利相结合的保护模式,能有效平衡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的扩张与限制.     

新《公司法》对股东与公司自治的扩张与限制

股东与公司自治在自治主体的人格性质、自治的内容、自治的途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又存在自治主体的依存性、自治权利的主从性以及自治目的的一致性的联系.新<公司法>通过扩大股东投资的自由度、扩张股东的实体权利、扩大公司章程自治范围、放松对公司经营行为的限制、扩张股东诉权等方式对股东与公司自治予以扩张.同时,又通过加大对股东权利之滥用和控制股东权利的限制、加强对公司管理层职权行使的限制、强化对公司的财务会计监督、赋予公司社会责任、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特别限制等措施对股东与公司自治进行限制.     

论命题与经验证据和科学证据符合

在逻辑学上,证实与证明不同,证实只能显现一个命题之然,而证明则可以显现一个命题之所以然。法官要想获得一个完整的内心确信,不仅要知其然,而且必须知其所以然,因此,诉讼证明活动中,一个命题的核证性标准由真的证实标准和证明标准有机构成———命题与经验证据符合就是真的证实标准,命题与科学证据符合就是真的证明标准。与保证性标准意义下的真不同,这里的真总是自以为真,是感觉为真,具有相对性,是可错的。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有三个程序问题需要解决——依当事人申请排除还是由法官依职权排除,合法性发生争议时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法院在诉讼中的哪个阶段做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适用实体法规则解决纠纷,为实现此根本目的,同时也为了与诉讼效率、程序安定的目标相协调,宜设置当事人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后法院再来审查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合法性发生争议时由异议者对收集证据的非法性负证明责任,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在对各种相关权益和因素进行权衡后的判决阶段做出的程序规则。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并据此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重构。     

民主的网络维度及其限度

对于人类民主生活而言,无论是直接的古典民主还是间接的代议制民主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在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协商民主理论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性方案,它以公共领域作为空间依托,有助于实现精英治国和民众参与的有效结合。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网络社群为载体的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兴起,它实质性地拓展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参与,发挥着重要的民主功能,为协商民主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网络民主也存在着数字鸿沟、群体集化、非理性表达、政府回应缺失等问题。网络民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长效的保障机制,它涵摄完善的网络立法、政府回应机制、基层网络设施以及网民的理性自律意识。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

在打击跨境犯罪及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中,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在本国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判断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演进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我国立法、司法中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了促进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和跨境追逃工作高效、有序的展开,我国相关立法应予完善。     

拟制正犯范围之限制

我国刑法中存在一些将帮助犯、教唆犯拟制为正犯的规定,对于这种立法模式的正当性与否,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分.过多的规定拟制的正犯会破坏刑法总则与分则的体系一致性,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并且会过分扩张刑法的处罚范围,引发刑法谦抑性界限的思考而削弱对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要限定拟制正犯的存在范围.     

权利观念的限度

权利观念作为法治条件下人们的思维观念,以法律权利为内容,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并以一定的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观念本身的主观性,法律权利的有限性,以及权利存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这就决定了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局限性表现为权利不是绝对的,它受制于一定的公共利益,以国家财政负担为其成本条件,取决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配置,一定的权利总是意味着一定的义务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