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为“按劳分配”正名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命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明确和实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和经济学界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名，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我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接到外交部和公安部的联合通知 1966年“文革”前，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主任是张奚若。“文革”开始后，这个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撤销，人员重新分配。本来已经通知我们夫妇到瑞典使馆工作了，我们也做好了赴任准备，结果我却被临时安排到“文委”的下属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该院后不久，全校教职员工都被安排到河南信阳地区的明港镇“五七干校”，     

“蔡十杰”是如何玩“空手道”的

在惠州，蔡育民名声很大，当地人称他为“蔡十杰”。他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担任惠州纺织工业集团（下称纺工）总经理，曾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惠州纺织工业从一穷二白迅速崛起。从１９９３年起，这家企业的产值、利润开始呈现“奇迹般的增长”。当年８月，蔡育民被评为“广东...     

莫把灾难当“笑料”

内地出版的一本《文革笑料集》,引起了香港读者的兴趣。据说书名称“笑料”而不叫“笑话”,是意在保存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史料。编者用心可谓良苦。我虽未读过此书,对内容不敢妄加议论,不过但凭猜想,大概不外乎“文革”中那些以荒唐当正经,以胡闹当革命一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把戏。在今天看来,不管是叫“笑料”还是叫“笑话”,总之都是很可笑的。我也是“文革”的过来人,并且有过三年被批斗、被专政的经历,现在每一想起当年的种种场景、种种人物,种种     

我在“写作组”的日子

进入市委写作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

有一种说法，说“文革”期间的干部很清廉，没有寓败，并由此产生怀念计划经济，诅咒市场经济等糊涂认识。权力好比钢铁，无论多硬，都避免不了被氧化。寓败是权力的寄生虫，只要有权力空间，就有寄生虫滋生。“文革”期间是60年来干部群众最贫穷的时期，但是特权腐败依然存在，与其他时期相比，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本文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周恩来坚持反对“极左”，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最先提出并全力推进整顿工作，同林江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力图尽快结束“文革”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 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夏衍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     

还中庸之道以本来面目

还中庸之道以本来面目葛楚英作为中华民族的学术瑰宝——中庸之道，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文革”算起已经有几十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前一点算起则有近百年了。一提起中庸之道，或认为它是不分敌我取消斗争的，或认为它是不分原则乱和稀泥的，或认为它是不求...     

安徽农村改革内幕

61岁时“空降”安徽 十年“文革”结束时，刚被解放的万里，原是被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冯友兰诗赞江青为“则天皇帝”

寒风中披麻袋接受批判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

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命的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魏延现象”的启示

在三国历史人物群英谱中，魏廷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勇有谋、屡建战功，却最终未受到重用；他善于思考、富有主见，经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却极少被采纳；他忠心耿耿、全力实现兴汉大计，却被疑有“反骨”，惨遭斩杀；他作为骁勇善战的大将军，没有死在刀枪相见的疆场，却死于自己营垒中已故上司安排的圈套。这样一个“鲜活的面孔”，颇为引人深思。魏廷，字文长，义阳（今河南桐柏县）人，原在刘表大将蔡瑁手下，刘备兵败途往襄阳，蔡瑁因降曹，拒不接纳刘备。魏廷砍死守门将士，去追刘备未能寻见，就投了长河太守韩玄。韩百因其…     

慎用“文革遗风”

某厂一位年轻技术员,因呈报上去的计划久久得不到回音,技术改造任务又急待完成,一气之下,跑到厂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这本是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所致,但几位领导反给他扣上“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等大帽子。一翻老底,这位技术员“文革”中还果真当过几天红卫兵,这下更不得了了,厂领导勒令他停职检查,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文革遗风”目前确实还有,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斥之为“文革遗风”。扫清“文革遗风”,必须搞清什么是“文革遗风”,什么是人民内部间的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不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出现“左”的做法。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把“文革遗风”当作一个标签,到处贴用,似乎非如此,就显不出警惕程度之高。这种做法虽然省心省力,但长     

文革遗物身份飙升

随着国际性文革“研究热”的温度不断攀升,文革遗物身价不菲,它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正渐被全国、乃至国际收藏品市场所认识,国内外学者开始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寻找文革的第一手资料。国际行情升温 1990年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毛主席给日本朋友的题词》信销票估价3万港元；一套“文革”票(共两枚),其     

陈少敏的“唯一一票”

陈少敏，这位被人誉为“杰出女性”的人，在“文革”结束后的20年内，不断见诸报端。陈少敏之所以为舆论关注，不仅因为她的传奇经历，也不仅因为她是主持过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一名为维护工人阶级权益呕心沥血的工会领袖，更重要的是，她作为一名中共中央委员，在“文革”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投下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陈少敏，这位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一生历经磨难，它有斗争经验的坚强女性，当然知道投下这“唯一一票”…     

逆境中的华罗庚

我想在这篇短文里，记述恩师华罗庚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几件事，那是些永远萦绕在我心间的故事。 “爱因斯坦批不得!” “文革”中，华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和其他几位“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遭受大会批判斗争。后来周恩来总理下令，制止了对先生的大会批斗，说以后仅能“背对背地批判”，于是先生得以稍许消停。此后，他不再去科学院，只去中国科技大学上班，因他兼任着这所大学的副校长。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