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法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法是调整和规范图书馆事业和相关活动的法律,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图书馆法属于专门法范畴,本文从法律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对中国图书馆立法的思考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利用信息和传播信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收集、整理、交流和服务机构的图书馆,是满足人们信息自由权,推进社会信息化的重要设施,是公共信息立法的重要领域。国际图联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均指出,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图书馆事业,每个国家都应当制定图书馆法。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无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图书馆法,也与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不相吻合。无论是从图书馆现状或是从国内国际情形来看,制定一部统一图书馆法,无疑有助于加强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宏观管理,这对于明确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图书馆立法必须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与社会地位、图书馆的改革与科学管理、图书馆的经费来源、图书馆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以法律的形式给予规定。     

我国图书馆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图书馆法是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保障。制订图书馆法是实现图书馆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是推动我国图书馆体制改革的需要。本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回顾，并对图书馆立法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原则、指导思想和所遵循的原则进行了阐述。     

图书馆立法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对当前关于图书馆立法的诸多论述和观点进行了综述、分析，认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是国家对社会成员文化利益应担负的职责，图书馆立法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图书馆权益的本身，图书馆法应是站在社会文化、文明发展角度，为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文化利益所享有的权利而制定的法律。     

台湾地区图书馆立法评析

图书馆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是图书馆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定型化,作为大陆法系的台湾地区推出的“图书馆法”草案已于2001年通过并实施,而中国大陆图书馆法还处在草案修废阶段,通过对台湾地区图书馆立法的认识,一定会积极促进中国大陆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与理论探讨,再铸图书馆事业的辉煌。     

关于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思考

研究图书馆法制，不能不研究图书馆法人主体资格问题。研究该问题的意义在于明确图书馆作为法人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确定诉讼管辖，接受法律监督，理顺图书馆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以适应法制社会的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的今天，研究我国图书馆法人理论还应与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以促进和完善我国图书馆的法制建设与发展。     

法律图书馆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中美法律图书馆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美法律图书馆的比较研究 ,探讨借鉴美国法律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根据中国法律图书馆的现实情况 ,提出了若干发展思路 ,以期引起对法律图书馆的关注 ,促进法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实现法律图书馆对法学教育及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     

中美法律图书馆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美法律图书馆的比较研究，探讨借鉴美国法律图书馆发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法律图书馆的现实情况，提出若干发展思路，以期引起对法律图书馆的关注，促进法律图书馆事业发展，实现法律图书馆对法学教育及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     

公共图书馆立法及其对图书馆事业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再次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发展课题，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门长期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着时代的发展，各种问题影响着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图书馆立法在发达国家早已十分成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优点，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将对图书馆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高校法律图书馆现状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国内主要综合性大学法律图书馆在图书馆设施与行政、人员编制、业务、资源和服务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国内法律图书馆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关注法律图书馆事业发展,以期更好地为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服务。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和范围,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模糊不清,学术界的解释也难以统一,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立法实践。在造成"高法低定"和"低法高定"的同时,还使基本法律的分布极不平衡,个别重要领域甚至基本法律完全空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前提下,亟需厘清基本法律的标准,实现范围扩张,使法律体系结构更加严谨、内部更加协调、体例更加科学、调整更加有效。     

打造法律图书馆品牌的战略研究——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为例

从法律图书馆的涵义入手，以挑战和机遇为背景，可以分析研究型法学图书馆品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型法学图书馆的品牌建设主要包括：图书馆的发展定位、形象塑造、管理优化、馆藏资源建设、服务创新、人员和科研建设、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     

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的演变简史——民法体系的基因解码之二

盖尤斯《法学阶梯》创立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民法体系模式。人文主义法学家将其改造为＂人法—对物权法—债法＂的新三分式民法体系。与传统的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相比,现代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继承法逐渐从＂物法＂中分离出来,在某些方面正在与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走向融合。     

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

大陆法系既判力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既判力范围的法律规范。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就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而言,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一致,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零散而模糊,具体内容亦有不少不合理处,容易导致既判力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当扩张。就时间范围而言,我国法律未有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无法可依。为有利于实现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和维护法的安定性,我国应当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范围,就既判力的范围作出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     

我国服务侵权责任法律之不足与完善

在我国质量侵权责任法律体系中,相对于产品侵权责任法和建筑侵权责任法而言,服务侵权责任法相对滞后,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完善服务侵权责任法,应制定服务行业质量的基本法及相应的行业性法律;应修改、补充、完善现行服务行业法律规范,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应考虑国际社会通行作法,结合我国实际,使我国服务行业法律规范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反垄断法的价值构造

价值问题是反垄断立法和实施中的核心和前置性问题,在当前中国反垄断法实施面临制度分裂、"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等背景下,对这一话题的研讨尤为重要。成熟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实体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由、效率和公平等诸方面,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这些价值呈并存、竞争和融合的矛盾运动之势。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反垄断法表现出来的自由价值和经济理性等先天不足,是该法实施乱象的重要根源,亟待通过制度实践和竞争文化培育凝聚更多价值共识。     

上海文化立法规划和文化法律思想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在调整人们的社会文化关系和文化事业管理的一些重要方面,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只是很初步的;长期以来,国家的文化法制建设明显滞后,立法数量偏少,立法层次偏低,是个突出的问题。这离“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离依法有效地、公平地、稳定地促进和调控文化事业和一切文化活动的改革开放要求,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就上海乃至全国而言,加快文化立法进程,以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文化法规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在此进程中还必须明确有关的文化法律思想,厘清有关文化发展与文化法制建设中的若干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