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民众不满情绪的成败条件——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

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执政者有时会采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以应对合法性危机。但此方法会同时增加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当执政者可能无法满足相关诉求时,民众即会产生新的不满。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执政者必然要把握尺度,不断通过评估-调整的调控方式将民众不满情绪稳定于最低水平。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可发现,此调控方式有趋于失序、趋于均衡两种结果,函数弹性差值是调控成败的关键。函数弹性差值决定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和执政者公信力。     

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民众情绪成败的关键因素——基于数学模型的分析

人类历史上,执政者有时会采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转移民众视线以应对合法性危机.但此方法会增加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当执政者可能无法满足相关诉求时,民众就会产生新的不满.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执政者必然要把握尺度,不断通过评估—调整的调控方式将民众不满情绪稳定于最低水平.通过数学建模分析可以发现,此种调控方式有趋于失序、趋于均衡两种结果,函数弹性差值是调控成败的关键.函数弹性差值决定于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和执政者的公信力.     

微分方程视域下的民族主义“共振”效应

民族主义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刺激过于消沉的社会情绪以减轻执政者面临的社会压力。过于亢奋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会导致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的相关要求以至于影响执政合法性。利用民族主义以缓解社会矛盾的执政者必然试图将社会情绪控制在合理范围。按照数学建模和解微分方程的方法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情绪会围绕正常值上下波动,但在一个与外界互动的状态中,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发生"共振",导致社会情绪明显趋于极端化。     

东亚民族主义勃兴与中国周边关系的转型

近来，源于领土争端的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兴起。各国之间激烈竞争，不仅是为了在领土、资源或历史等问题上获得利益和公正更重要的是为了追求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中国崛起引起的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各国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的变化，是激发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国际和国内原因。从国际上看，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渔利，但美国并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确实在加深，同时对美国也心存疑虑。从各国国内看，日本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政治精英的煽动，越南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民众的自发情绪，韩国的民族主义则同时受到大众和精英的推动。在东亚地区，民众的力量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因而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大众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冲击。中国要妥善应对周边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对内应该培养开明的国家利益观和冷静、理性的外交观，对外应该提倡建立互利、互敬的地区秩序。     

论民众刑法情绪的倾向

民众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法治环境尤其是典型刑事司法案件等现实层面的感受往往通过刑法情绪释放出来。民众刑法情绪是衡量刑法认同和刑法信仰程度的重要心理暗示。受＂杀人偿命＂等传统刑法观、现代仇恨犯罪理念、刑罚效果不彰和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不力等因素影响,民众刑法情绪会流露出恶性倾向,但亦有培养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现实土壤。民众良性刑法情绪的养成则助益于刑事政策贯彻、刑事司法运行、刑法社会效力的彰显、理性刑罚观和犯罪论的培养和刑法情怀的塑造。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及作用

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借助网络技术,通过言语行为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它不但以崭新形态备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已经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从文明转型看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状态

人类文明可以划分为农耕文明和商工文明两个前后相继的文明类型。农耕文明追求无讼、无争的社会稳定。而商工文明追求的是社会成员与执政者不断在"诉求——反馈——诉求——反馈"的动态沟通、获得共识、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稳定,与之相伴的是社会制度不断改革、不断趋于公正。当代中国正处于商工文明雏形期的中期,社会处于包含着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基本稳定状态,其目标应是商工文明所追求的富有生命力的动态稳定。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多发型群体性事件与社会泄愤事件的比较研究

多发型群体性事件与社会泄愤事件相比,前者是后者的诱因,也是其必经阶段。前者主体的最终目的为达成自己的利益诉求,具体有煽动情绪扩事态、杜撰事实博同情、强推己责问政府、曲解政策求利益等;后者的主体目的更杂,包括发泄不满、唯恐不乱、盲从、表现等。前者主体是"熟人群体",后者主体是无组织群体。前者行为方式以软暴力为主,后者行为方式有打砸抢烧。前者发生数量极多,称为多发,后者发生数量极少,是为可数。     

提高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现状与路径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如何加强网络的生态治理，提升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对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民族主义概念辨析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虚拟网络空间中诞生并发展以来,网络民族主义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目前存在将网络民族主义等同于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传统民族主义在网络中的表现,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时代背景下脱胎于旧有民族主义的全新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与民族主义的有机融合等观点。目前网络民族主义正逐步趋于理性化,它依托互联网的传播特征,对传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进行有机整合,并具有区别于传统媒体下思想的鲜明特色。     

网络中的敌意宣泄

网络社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民众在常态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而且也通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又独立的方式,来获得"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正义感与道德感。网络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众的心声、诉求、意愿、不满、愤怒,包括满怀激情的谴责都在网络中得到体现。本文通过对敌意的分析和解读,试图分析网络中的敌意宣泄,以及网络宣泄的优点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司法诉诸媒体现象分析

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和争取利益诉求的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别,一些当事人在面临利益纠纷时,选择通过诉诸媒体的司法参与方式来维护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当事人通过诉诸媒体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导致了司法权威的衰落。面对社会管理创新带来的挑战,要理顺符合群众多元化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推进公民的司法参与,形成依法表达诉求、及时解决问题的司法环境。     

利益诉求多元化环境下民主党派的社会协调稳定作用研究

本文介绍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形成过程与表现形式,分析了当今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四大新趋势: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渠道堵塞;利益诉求的对抗性、群体性以及利益诉求手段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主党派在多元化利益诉求情况下的应对策略:充分利用现有的民主协商机制表达利益诉求;敢言,善言,真正为民众利益发声;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做好社会调研;把握网络时代利益诉求新特点,引导诉求有序表达。     

刍议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与走向

产生于民族危难和社会危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虽然自甲午海战以来,在中国追求民族解放的不同阶段追求的目标不同,但受其所处时代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制约,其主流思想均以中华民族、整个国家为主体,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基本诉求,以保家爱国为宗旨。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变迁,努力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并抵制民族分裂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使其逐渐由应激、被动型民族主义走向自发、主动型民族主义,由情绪化、非理性转向温和、务实理性并融合自由主义思想合理成份,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的民族主义。     

解析高校突发事件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危害

社会系统序变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时，初始的微小变化就极易引发“蝴蝶效应”。区域、局部、偶发的高校突发事件在新疆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历史的影响，往往具有明显的社会气候性，一旦被西方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介入、利用、煽动、刺激，就会“蝴蝶效应”般地对新疆的长治久安产生严重危害。只有早微著、早预警、早处置，优化完善高校管理机制，净化象牙塔外环境，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     

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遗憾的是,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回应,其主要观点也较少进入国内的政策辩论。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西方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路径与框架,探讨利弊,总结经验,并为今后的研究议程提出建议。西方对该议题的研究存在两个缺陷:第一,"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对立,使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民族主义究竟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问题,导致研究框架的僵化和变量选择的局限,削弱了理论观点的完整性与说服力;第二,大量研究试图揭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不关心其具体内容与生成机制,对民族主义的理论成果也较少借鉴,不仅造成议题重心的偏离,更在客观上导致中国作为"特殊"案例孤立于世界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视野之外。只有深入认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外动力,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