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化视角下波兰银行和农业改革比较研究

中东欧国家自1990年代初以来经历的国内制度转型,同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欧洲化和国际社会化过程,欧盟与其它国际组织在其国内制度重建与公共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以波兰中央银行和农业部门的改革为个案的比较研究,构建了中东欧国家实现欧洲化的解释模型和制度接轨的机制。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浅析人口增长对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理论上讲,人口增长对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应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就其积极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1)在一个人口稀少而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可以缩短在交通、通讯、社会服务及生产领域中实现规模经济所需的时间,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的那样。(2)在一个政治经济不稳定的世界环境中,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单凭其国内市场的宏大规模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效益,因而增强其政治经济实力。(3)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增长,可能     

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

国际制度对一国内部的影响主要通过该国既定的国内结构产生,由于国内结构不同,国际制度的影响的方式、范围、强度、持续性以及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情况也有差异;同时,国内结构的存在也会对国际制度产生"过滤"作用。国际制度不仅对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发挥着影响,而且还构成了一国社会变迁的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跨国沟通行为体是其影响国内结构的主要途径,其最终影响是通过国际制度的内部化表现出来的。只有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真正为一国国内法律所支持时,才可以说某种国际制度真正被内部化并构成了一国国内结构的一部分。     

新形势下巴西共产党的发展战略探析

巴西共产党于2017年11月17—19日召开了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最终通过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巴西的新道路》决议。针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巴西共产党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化以超级大国美国的相对衰落和若干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力量中心的出现为主要特征,并从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三个角度阐述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矛盾性引发的多重危机。针对巴西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巴西共产党充分肯定劳工党执政14年间为巴西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指出了劳工党在政治改革、媒体控制以及左翼联盟领导上存在的诸多失误。当前巴西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上。通过回顾和总结巴西共产党14年的参政成就与经验教训,巴西共产党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政策路线,并对建党100周年进行了展望,明确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力量的新部署和新要求。这些认识都是该党对于相关问题的最新探索成果,对巴西共产党今后的工作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

国际制度作为国际规范结构,会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产生影响.尽管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塑造作用,但是国际制度对非成员国的作用的动因何在,其作用是否等同于对成员国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当前研究所缺乏的.针对有些国家未加入特定国际制度却遵从该制度的规范体系的经验事实,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理论解释的基本框架.本文指出,如果非成员国同国际制度互动的渠道存在,且非成员国对此渠道的依赖比较高,那么国际制度可以塑造互动发生的环境,进而塑造非成员国的行为.这种情况下,非成员国的行为会体现出对规范体系的遵从.     

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其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国际经济组织和多国联手救市效果欠佳,致使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国家甚至挣扎在破产边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主要大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不简单,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     

中国崛起:世界体系发展的终结还是延续?

中国经济崛起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和补充,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体系的终结?这是过去三十多年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个学术命题。从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出发,对世界体系在过去500年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500-1750/1800年重商主义阶段主要基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1800/1850-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阶段主要基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而1945-2030年的混合经济阶段则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与金融"、"科学与技术"、"国际制度与机制"是世界体系得以延续500年的四大基本动力。世界体系是过去500年每个国家兴衰的背景,而中国过去30年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不断融入这个延续至今的"世界体系",所以,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也主要来自于世界体系以及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非洲基督教会政治立场转变原因分析

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非洲基督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出于生存的考虑,教会采取与政府"妥协"甚或"合作"的态度;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非洲基督教会在政治上逐渐趋于活跃,并在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内部因素,诸如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状况恶化、政教关系发生变化、教会自身实力增强外,同时也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和国际教会组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与国力成长,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不断拓展,而与中国海外利益扩展的速度和范围相比,国家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却远远没有跟上。中国对海外利益的保护之所以差强人意,既出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社会难以平顺对接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对海外利益的理解存在问题。循此思路,本文认为,保护国家海外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不在于单纯增加国家强权,而是基于新的理解,从国际机制建设的角度来建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国家战略。     

思想.制度.工具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关联,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正在促使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议题和主要原则从贸易平衡向市场准入、从边境到边境后发生着根本性改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规范与主权国家内部经济政策协调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度创新探索高地,是我国对接引领国际规则的试验田。目前,我国以要素有效流动为重点的政策制度改革和创新探索,正在推动形成覆盖市场准入前、准入后全过程的开放型经济制度规则体系。由于兼顾了国际国内市场规则高效对接的开放发展需求,也顾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原则,我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性改革创新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变迁不谋而合。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探索对我国准确定位自身在国际经济政策新体系中的作用、有效对接和积极参与引领转型时期国际经济规则变迁,正在形成极其重要的制度性支撑。     

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十大趋势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之出现一些全局性的大趋势和动向: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空前密切,跨国经营愈益普遍化,人类文化在流动中交融,和平,发展潮流向纵深发展,民族国家的作用趋于减弱,国际社会探索新的国际经济、政治体制的努力加强等。但无论如何,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体系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外围国家如何才能加强自主性?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和"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对抗型自主性"主张革命;"外围自主性"主张消极中立;"非正统自主性"主张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但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投资型自主性"主张以自主性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援助或地位;"关系型自主性"则主张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网络,相互牵制,便能获得更大自主空间。本文梳理拉美"自主性学派"提出的外围国家谋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关注中国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国际现象.中国和平发展遵循共生性国际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充分利用国际社会中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而又联系互动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发展空间.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前进,既适应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的需要,也将使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根本上没有复制“强国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的必要性.中国和平发展既有益于自己的人民,又为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印度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

印度和中国都是最早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但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印度却未能成功地控制人口。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差异是两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不同的原因。国内组织结构尤其是国家政治组织结构的差异及其历史经历决定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差别。中国凝聚力强的政党，强有力的政策执行组织，严密的官员控制结构和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强大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印度分散化的、多阶级国家和不完善的制度设计降低了其国家能力，无法推行与民众意愿相违背的计划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