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罪罪状要素的司法认定

医疗事故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立法规范在罪状结构上采用了特定主体加业务过失结果的模式。它以医务人员为主体要素,以严重不负责任为行为程度要素,以就诊人生命和健康的严重损害为结果要素。主体要素的认定,应从中国现行医疗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的现实性出发,结合业务过失犯罪的特点进行;行为程度要素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业务过失的态度和程度;结果要素的确定,应以"刑法标准"为依据,"医学标准"应对应纳入"刑法标准"。     

论拐卖妇女罪的司法认定

拐卖妇女的犯罪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多发的犯罪,重视该罪司法认定的研究对于惩罚遏制此种犯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对拐卖妇女罪的在几种形态下的认定做出了新的探讨。     

假冒专利罪客观行为特征的理解及其司法认定

假冒他人专利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则在于将一项本不享有专利权的产品或方法冒充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或者专利方法.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涉及专利许可使用的假冒专利犯罪的认定、假冒他人专利与冒充专利行为以及诈骗罪、虚假广告罪等相近犯罪的界限和假冒专利罪的罪数形态等司法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     

聚众斗殴罪的司法认定

在聚众斗殴罪的司法认定中,单方具有斗殴故意并实施互殴、单方聚众行为、临时起意、致无辜者伤亡及其他参加者的认定等问题较为复杂,需研究。在聚众斗殴案件的程序适用上,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被害人标准的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责任人的范围和身份竞合时的赔偿责任原则及在逃同案犯另案处理与原审判决、裁定的衔接。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执法、司法活动中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渎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依法认定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行为。依法认定其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认定刑讯逼供罪又必须先了解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其他各种构成条件，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对刑讯逼供罪进行认定。     

刑讯逼供罪的司法认定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执法、司法活动中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渎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依法认定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行为,依法认定其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认定刑讯逼供罪又必须先了解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其他各种构成条件,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对刑讯逼供罪进行认定。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危害后果司法认定之我见

渎职行为的多样性、犯罪客体的复杂性以及行为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渎职结果的多样性。要正确理解渎职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综合评价“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正确看待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偶然因果关系，不断完善对人身权利的刑法保障，准确界定渎职事件的媒体曝光与非物质性危害后果的关系，提高对渎职行为形成的潜在危害后果的认识，适时进行立法完善。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新增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该罪有必要进行总结梳理和进行前瞻性的探讨,本文拟就罪与非罪、既未遂、罪数、此罪与彼罪等问题进行研究。     

虐待中故意伤害行为对虐待罪的超出与吸收

本文案例启示：根据吸收犯的原则,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故意伤害行为自然吸收轻度的殴打虐待行为。虐待中的故意伤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对虐待罪不再另行定罪,应以故意伤害罪一罪定罪处罚。[基本案情]张某（男）与李某系夫妻,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认定,首先要把握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经营＂,其次是该行为是否利用了职务便利;同时符合二条件,证据确实充分时即可认定。     

心智障碍者监护理论争议与发展方向——以《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为视角

心智障碍者即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主要适用对像,也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调整对象。《公约》第12条倡导的尊重心智障碍者人权和自由的观点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但《公约》第1号《一般性意见》对《公约》第12条的解释确属脱离实际,导致我国国内对成年人监护的争论此起彼伏,无行为能力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监护是否应与行为能力相脱离、是否应以支持决策全面取代监护是各方争议的核心问题。在厘清争议的前提下,未来应通过司法解释对《民法总则》的相关内容做出细化规定。     

论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

一般认为,司法判决是确定的,每个案件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事实上,在判决的形成过程中,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因而,判决往往是不确定的。判决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即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     

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

后果主义论证是法律论证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合理的司法裁判和证成裁决结论的重要要素。司法中后果主义论证关注不同裁判方式所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过评判不同的后果来选择裁决结论。与一般情境中的后果论不同,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主要出现在法官为正当化案件裁判所进行的二次证明中,它是基于可欲后果的证立,这种可欲后果是裁决的逻辑后果或一般后果。     

The Role of Case Complexity i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The literature on ideology and decision making offers conflicting expectations about how judges' ideology should affect their votes in cases that raise many legal issues. Using cases from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I examine the strength of ideology as a predictor of sincere voting in single and multi‐issue cases, and test whether the same effect for ideology can be seen for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judges. For all judges, ideology yields a larger effect as the number of issues increases; however, conservative judges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liberal judges to cast sincere votes at all levels of complexity.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

任何提交司法机构要求予以审判的民事纠纷都必须具有一种获得本案司法裁判的必要性 ,对于这种必要性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冠之以“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概念的出现与利益法学思潮对民事诉讼领域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其本质是国家在其司法裁判供给问题上的一种判断。诉的利益的判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 ,这种利益衡量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是原告与其他纳税人之间 ,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诉的利益问题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存在一定的尺度 ,它要求法官立足于社会需求作出符合基本正义的衡平。     

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推论关系、归类与涵摄关系、等置关系、评价关系。这四种方法在司法判决中各有其作用,但是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四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逻辑推论关系确保了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价值评价则保障了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归类与涵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大小前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等置关系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归类或涵摄是否妥当的一个检测器。司法裁判中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判决的合法性。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解读

在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中,法律程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而言,各界尚对程序正义、司法独立、技术理性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及尊重。从当前司法活动中引发的诸多误解来看,本质上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技术理性与大众理性、司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问题,对其善加解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

我国刑事证据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证明标准之中,是从过去注重外在的、客观化的证明要求走向重视裁判者内心确信程度的重要立法尝试。这种立法尝试既不是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简单解释,也不是要降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而是从裁判者主观认识的角度重新确立裁判者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刑事证据法尽管仍然保留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形式化证明要求,但其内核已经被"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所取代。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制约因素及其消解

我国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但在目前情况下,该问题的解决面临着制度体制政策弊端、法律支撑体系缺失、农村人才资源匮乏等诸多制约因素.消解其思路对策为:实施制度创新,消除体制性屏障;建立健全保护"三农"的法律法规;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