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之完善

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严峻,违法犯罪频发。刑法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难以满足保护食品安全的需要,应当正确认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客体,增加该罪的过失犯,将该罪罚金刑的判处细化,增设资格刑,以期完善该罪,更好的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网络传销犯罪罪量标准的困境与纾解

当前组织、领导传销犯罪的入罪标准是3级30人,该标准契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有利于司法者执法办案。然而,该标准系传统传销背景下制定,在适用于当下网络时代传销犯罪时出现了行为人故意规避、层级扁平化、层级证据收集固定审查困难、人数确定复杂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网络传销的打击惩处。对此,应当通过增加依据骗取财物数额入罪、故意规避层级的按照总体人数入罪、具有同类前科"减半"入罪等罪量标准,弥补3级30人单一标准的不足,以应对网络背景下传销犯罪的新样态,严密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该类犯罪。     

罪数判断标准研究

作为罪数理论的核心,罪数的判断不只是计算犯罪的单复,更关乎刑法目的的实现。然而现有的罪数标准由于种种缺陷均无法承载一罪、数罪的区分功能。从罪数论在整个刑法体系中的定位来看,其为连接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因此,犯罪个数的量定必须考虑相关犯罪要素的齐备和刑罚效果的适当,应在法益的基础上,综合行为、犯意等各种要素,并结合刑罚的充分必要性而为认定。     

食品添加剂症结

可以认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对人体没有危害,对它们的安全性检验,自然由科学家操心。真正危害社会安全的,是那些只记住了＂添加＂而忽略了＂食品＂——把非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中的行为     

罪数判断新论

罪数形态问题是刑法理论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理论对其关注常局限于罪数判断标准 ,而忽略了对其判断要素的探讨。实际上 ,罪数判断的标准与要素两者是位于不同的逻辑层次。罪数判断的标准是罪数判断的基础 ,对罪数判定提供总的规格与准则 ,犯罪构成标准说作为罪数判断标准更为科学。罪数判断要素是以罪数判断标准为指导 ,对罪数单复进行正确具体地推断所必不可少的主客观要素 ,如构成要件要素、罪名等一些法律规定的要素。对行为、结果和罪名均应正确地判定其内涵     

但书、罪量与扒窃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扒窃应否一律入罪、但书是否得为扒窃的出罪依据之争,困扰着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对但书及其规制下的罪量类型、政策机能、体系定位、出罪机制的基本共识,消除刑法知识转型时代不同话语系统囿于语境差异的对话困难。通过以阶层犯罪论体系与我国刑法规定为背景,立足于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融通,分析我国刑法特有的罪量要素的类型与政策功能,可以认为,扒窃包含为但书所规制并须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涵摄的罪量要素。从扒窃行为的客观不法与“扒手”的人的主观不法两个维度,才能揭示扒窃的规范含义,并据以依次判断扒窃行为是否该当扒窃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不法行为定型,既表明我国刑法包含涵摄罪量要素,也展现了我国刑法以行为不法为基础,重视人的不法的新动向。     

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政治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比较

1979年刑法我国规定了反革命罪,这是基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需要,为了维护新中国的社会稳定,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反革命犯罪的范围较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1997年刑法将反革命罪修改为了危害国家安全罪,通过刑法分则第一章的12个条文来具体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淡化了政治色彩突出了一个法律概念。那么究竟反革命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转变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以及原因,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对更加深刻的理解现行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对现行出现的藏独,疆独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 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

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中，除保证其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外，最重要的是应保证食品的安全卫生。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是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卫生标准傲保障的。     

电子信息时代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研究

以电子信息技术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往往由多个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共同实施,单一化的传统入罪标准难以有效规制。基于该类犯罪高度分工化的特征,犯罪主体可以被划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侵权资源提供者两大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其内容审查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犯罪,内容审查义务的边界是确定其入罪标准的核心,但同时需要注意入罪标准、内容审查义务与信息传播权间的界限。大部分侵权资源提供者的行为仍然适用传统的入罪标准,但其中非法经营额所涵盖的范围需要适当扩张。     

浅谈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变化和进步

国家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基础,本文旨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其前身反革命罪的比较,以求能对危害过安全罪有更深入的认识。     

量刑公正及判断标准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体现,但何谓量刑公正却取决于判断主体对公正本身的理解和对量刑复杂性的认识程度。由于公正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因此,判断量刑是否公正,也须从合法性、合理性、量刑结果的可接受性和程序的公开性等多侧面进行。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定位与走向

《食品安全法》(2015)鼓励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且应当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该法对备案的性质和内容未作明确规定,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引起分歧。结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史,以及修法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两难境地,新法中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应该定位为对更严型标准的备案,且应进行必要的比对审查,审查要点在于文本规范性、内容完整性和标准更严性。当下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是传统上政府包干到适当放松加审查把关的制度演变的残余,该制度在未来应考虑废除。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为了量刑公正可变换罪名

现行刑法理论中定罪与量刑的关系被扭曲了,刑法理论把准确定罪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司法机关把大量精力耗费于准确判断罪名,定罪决定量刑、量刑不可能影响罪名成为刑法公理。但是,判断罪名意义上的定罪,并非刑法的目的;对被告人和社会最有意义的是量刑,判断罪名只是为公正量刑服务的;因此,如果常规判断的罪名会使量刑失当,就可以为了公正量刑而适度变换罪名。     

Beyond Sentencing Guidelines: Additional Functions for Intermediate Sentencing Entiti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wo-part special issue on structured sentencing in the U.S. focused on individual jurisdic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five types of sentencing reforms to judicial discretion and to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forces that originated, maintained, altered or sometimes ended the reform. This issue moves the focus to a comparative one, looking acros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to report common threads of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to the various structured sentencing systems. Originating in political and legal arenas, structured sentencing affects not only the sentencing process, but can itself affect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anctioning discre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论食品安全监督过失责任

监督过失是指处于放置危险状态的上位监督者以及管理者地位的人违反监督、管理义务,对其应当避免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危惧感说是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者负监督过失责任的理论依据。根据危惧感说,食品生产经营者处于保证人的地位,监督管理者不适用信赖原则。在确定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时,一定要将其在立场上与消费者相对立的同生产、销售等市场运作过程相联系的特殊性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