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云南土司传》校正一则

《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一》顺宁府条载:“顺宁府,本蒲蛮地,名庆甸。……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历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079页)。我认为这条史料有误,顺宁府设置时间不是天历初,而是元泰定四年(1327年)。《云南地州市县概况·临沧地区分册》凤庆县建置沿革条载:“元天历元年(1329年)始置顺宁土府”。(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我认为也是错误。《明史》卷四六《地理志七》载:“顺宁府,元泰定四年十一月置。”按:所说并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及一五九。此与上举《明史·云南土司传一》所说为同一史事,但顺宁府设置时间一说“天历初”,一说“元泰定四年十一月置”,究竟谁是谁非?我以为应当以后说为是。理由有三:1.《明史》中除了《云南土司传一》载“天历初,置顺宁府并庆甸县,后省入府”外,他处不复记载。而《明史》的《地理志七》明确载“元泰定四年(1327年)十一月置”。此外,《明太祖实录》也载此说。更为重要的是,《明实录》是《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明史》中《云南土司传一》与《明实录》的记载出现差别,当是《明史·云南     

《明史·云南土司传》校正一则

《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二》景东条载:“(洪武)十八年百夷思伦法叛,率众十余万攻景东之北吉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074页)。我认为这条史料有误,思伦法攻景东之地不是“北吉寨”而是“者吉寨”。今考说如下:一、《明太祖实录》卷一八。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丙子(1387.2.13日)条说:“初,百夷思伦法叛,率众十余万攻景东之者吉寨。”此与上举《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所说为同一史事,但二者一作“北吉寨”,一作“者吉寨”,究竟谁是谁非?《明实录》是《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明史》与《明实录》出现异文,不外乎两种情况。1.《明史》纠正《明实录》的错讹。2.《明史》抄录《明实录》史料时发生舛误。此属后一种情况。证据是:     

关于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及其他

郝天挺,《元史》卷一七四有传,但关于他跟云南的关系,本传只说是“建省云南,选官属,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又说:“天挺尝修《云南实录》五卷”云云。聊聊数语而已。乃在地方志乘及碑记中,所载天挺在云南的事功,颇有足称,不可掩没。因综合所见有关资料,略为排比考说如下。一、在大理修文庙兴儒学郝天挺居官云南,其致力所在,可传者有两方面;一是在大理修文庙兴办儒学,二是编纂《云南实录》。请先言修庙兴学。此事《元史》本传不载,可是志乘及碑记中实有之。旧志著录天挺兴学大理,以李元阳所纂万历《云南通志》记述为详。本书卷八学校·大理府·庙学说:“大理府儒学在府治南,汉章帝元和二年建,唐天宝板荡,元至元乙酉,云南行省参政郝天挺迁     

《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

《中兴图传》(以下简称《图传》)是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绘制的一幅长卷画,主要描绘“梵僧化斋”、“奇王祥瑞”等南诏建国初的一些佛教传说故事。原《图传》分作两个长卷:一卷是图画,纸本彩绘,长十九尺一寸五分;高一尺四分。此画卷前面有清朝张照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所书的长记,叙述南诏的历史和他对本《图传》的看法。画卷后有“嘉庆     

醴陵县名考

醴陵的名称,从汉高后四年(前184年)“封长沙相越为醴陵侯”(《史记》卷十九)开始,到东汉置县,一直沿用至今,未尝改易。其得名取义缘由,据旧志所引:一、“元丰《九域志》:醴陵有醴泉”;二、“《名胜志》:县北有陵,陵卞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后人根据上述资料,又指城北姜岭下的一口水井为“醴泉井”,作为实物佐证。 据考,醴陵初设县时,其治所在距今治西北十五华里左右的中三洲。如果以后来的地理环境,作为前人取名的根据,自然于事理不合;而尤为     

黄陂建置沿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考辨

<正> 一、“黄陂古属黄国”辨由刘昌绪修、徐瀛纂的《〔同治〕黄陂县志》(十六卷附图一张,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黄陂〕春秋隶黄国”,柯昌泗《今县释名》、张群《湖北县改概况》,《考察黄陂县各种概况及整理意见书》(县长丁铮域,1934年2月)等等,都有类似的说法。此之前的明嘉靖《黄陂县志》(十五卷,清杨延蕴纂修),没有去翻捡(嘉靖志湖北省图书馆有抄本、康熙志黄陂县志办公室已买回胶卷)。黄陂县志办公室的编纂者,坚持以同治志为准,今特辨于下。古黄国,即周封之封国。《春秋》桓公八年(前704)《左传》云:“八年……夏,楚子〔楚武王熊通)合诸侯于沈鹿〔今钟祥县东六十     

“紫云”县名的由来

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清雍正七年（1729）置威远营,十年（1732）置归化厅,署归化理苗府。紫云先名为“归化”,后来更名为“紫云”。其更名的原因缘于城郊的紫云洞。据《安顺府志》记载:“紫云洞在城西,洞极幽邃,常有紫气腾于其上;中建佛寺,颇有烟云飘缈之概。”故有“洞绕紫云”之说。又据《紫云社会调查》记载:“始则苗胞多夷胞少,故称归化理苗府。后因江汉同胞寓籍日众,名实不符,乃于光绪末年改称归化理民府。至民国三年,行政系统定为三级制,故改为县。又因“归化”二字含义欠雅,且与福建、绥远之     

关于东爨乌蛮诸部的族源问题

唐代东爨乌蛮诸部族源,与今川、滇、黔隣境彝族有关。本文根据汉、彝文献资料互证研讨,试提一些肤浅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爨氏系乌蛮土著爨为一姓氏。最早见于三国。其后发展为爨氏统治区域的总称。《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爨习为建伶令。”《华阳国志·南中志》亦云:有“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以及“建宁爨习……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爨氏有以为系土著,而又有以为系同化     

杨幺起义军水战地点研究

鼎口和沚江,是南宋初年杨幺起义军与宋军多次水战的地方。搞清楚它们的具体所在,对于研究杨幺起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 关于鼎口 关于鼎口的地理位置,史籍多有描述。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八:“鼎口,《图经》云在龙阳县东北一百二十八里……《朗陵地图》云,昔有神鼎出乎其间。”明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鼎口(港)巡检司,(龙阳)县东北一百二十里”,“看灶山,(龙阳)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旧传黄帝铸鼎于鼎口,此山见铸鼎之灶,故名”。明末杨嗣昌《渐水诗序》:渐     

吴三桂起兵云南兵力是多少

吴三桂镇藩云南时兵力究竟是多少?对此能作直接回答的只有《圣武记》与《清史稿》两部书。今引之如下: 《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云:“三桂藩属五十三佐领,绿旗兵万有二千,丁口计数万。”《清史稿·吴三桂传》所记与《圣武记》略同,不过可与《圣武记》互相补充。其云:“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置佐领,积数十佐领。……三桂疏请部勒降兵,分置十营,营千二百人,以降将为总兵。”     

关于傣族麓川社会的性质问题

公元1340—1465年,傣族社会出现的麓川政权,有的同志专文论证,认为是奴隶制性质的政权。但我觉得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麓川社会是奴隶制的论者认为,十四世纪以前,“大量史实证明麓川发动战争之主要目的并非掠夺土地,而是掠夺人口和财物”。这些史料就是:《云南志略》:“攻城破栅,不杀其主,全家逐去……”;《经世大典·招捕录》至治初年“镇西路(今德宏的盈江一带)大赕火头阿吾“破石岭寨,杀伤甚众,虐五十人……。”《明实录·太宗     

华峤《汉后书》三议

华峤(235?——293),字叔骏,西晋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出身名门世家。历事武、惠二帝,“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长期主持朝廷撰述之事。他以《东观汉记》“烦秽”,立志“改作”。武帝泰始(265——274)年间,除为中书著作郎,始撰《汉后书》(下简称为华书),起于光武,终于孝献,凡九十七卷,纪、志、传、表俱全,记东汉一百九十五年历史。“十志”未成而峤卒,后由其二子续成。     

筑“三受降城”时间考

“三受降城”是唐代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了夺取漠南之地,断绝突厥南寇之路,于黄河以北所筑的军事堡垒。“三受降城”筑成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新唐书))卷111《张仁愿传》)对抵御突厥的南下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受降城”筑于何时? 新编《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三受降城”条称,“唐景龙二年(708年)     

唐初修史机构辨

以往治史学者大都认为:唐初曾设史馆修五代(梁、陈、齐、周、隋)史。〔注〕对此,我以为很值得商榷。《旧唐书·职官志》说:“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新唐书·百官志》也云:“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以宰相莅修撰。”《唐大典》则更明确指出:“贞观初,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卷九)以上史料说明,史馆“专掌国史”,宰相亦“监修国史”。所谓“国史”,即本朝史,也就是唐的当代史。     

“飞军”考辨

“飞军”一词,首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秋,遂平四郡。……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军”,毫无疑问,是指军队,但为何冠之以“飞”,“号为飞军”?不见史家明示,笔者经考证认为,“飞军”是指南中劲卒青羌组成的骑兵部队。理由如下: 《说文》释“飞”曰:“飞,鸟翥也,象形。凡飞之属皆从飞。”引伸义,极言运动之速。古籍中,“飞舟”,“飞军”、“飞书”、“飞马”、“飞驷”等等之辞,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用“飞”来形容骑马或驾马疾驰的。例如,《汉书·袁盎传》:“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山。”注曰:“六马之疾若飞也。”《后汉书·孔融传》:“驰檄飞翰。”而专用“飞”来美称骑兵将士的,又有“飞将”、“飞骑”等辞,《史记·李将军传》:“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布便弓马,膂力过人,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记我的曾祖父汪春源先生

我的曾祖父汪春源先生，是台湾近代史上的知名诗人和爱国志上。清治末期，汪春源、施士洁、许南英、丘逢甲等一批乡绅名土吟诗结社，共襄风雅，形成全台最具影响的作家群。乙末（189年）割台，汪春源与诗友们纷纷参与抗日保台义举，表现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坚毅不屈的民族气节。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号柳塘，台南府安平县（今台南市）人。光绪八年（1882年）考取秀才，戊子（1888年）中举人，癸卯（1903年）中进土。工待工文亦工书法，著有《柳塘诗文集》（已佚）。其生平事迹，见诸《台湾省通志》、《台南市志》…     

一个真实的胡宗南

胡宗南，黄埔骄子、蒋介石心腹、“西北王”、国民党上将。然而，对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海峡两岸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大陆方面传统评价，他是一个顽固的政客、愚蠢的国民党军人，“志大才疏”。（王焰《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台湾方面却始终认为，“其志洁，其行廉……遇上忠，遇下爱”，是一个杰出将领。（经盛鸿《胡宗南大传》，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随着大量史料解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有关胡宗南的真实历史，甚至可以看到周恩来对胡宗南颇高的评价：“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经盛鸿《胡宗南大传》）如同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评价处在动荡岁月的胡宗南，也不能简单化、脸谱化。     

《太平经》的知人善任思想浅析

《太平经》一书,是我国道教的早期经典,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道教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它的出现,在《后汉书》里有一个记载。《后汉书·衰楷传》说:“初,顺帝时(公元一二六年到一四四年),琅邪官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又说:汉恒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德。’”李贤注说:“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可见,宫崇从其师于(一作干)吉所受的《太平清领书》百七十卷,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太平经》。     

连战祭祖的祖祠--思成堂

2006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偕太太连方等到他的祖籍地漳州龙海榜山镇马崎村,祭拜连氏祖祠“思成堂”及其祖先,成为两岸连氏家族一大盛事。青山绿水拥抱着的马崎村,距漳关马崎社。连佛保为马崎村连氏开基祖,至今己500多年,己传23世,子孙远播海内外,连氏在台湾也成为一大望族。其中台湾著名爱国史学家连横为连佛保第16世裔孙、连战为其第18世孙。连战父亲连震东曾撰《连雅堂先生家传》载:“清圣祖康熙中,约1700年,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万松关马崎社27都,有连氏兴位公者,少遭悯凶,心怀隐遁,逐渡海来台居台湾府台湾县宁南坊马兵营,至先生…     

闻名遐尔的宁明花山岩画

花山岩画位于广西宁明县明江下游东岸，距宁明县城约25公里。据专家们考证，这是战国至东汉时期绘制在天然崖壁上的图画，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关于花山岩画的最早记载，是明代张穆的《异闻录》，它说：“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执刀杖，或有无首者……”。光绪九年出版的《宁明州志》也说：“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