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从闲话谈起

阎云翔与贺雪峰都讨论了村民间“串门子”减少与“七家不知八家事”等现象，但他们都是在空间转化这一形式角度来论述私人生活变迁与公共生活需求的，并没有深入到村庄社会生活的内容中去考察村庄社会交往。本文以村庄闲话为着眼点，在考察村庄闲话的含义与其变化的基础上，从形式与性质上探讨村庄的交往的变化，认为村座社会交往中公共性弱化与私人性增强。     

变迁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基于浙江J村的调查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往日繁荣的公共生活逐渐萎缩,私人生活也不再具有公共性。公共空间滞留在几个特定的场所,无力地传递着村庄生活的信息。私人空间被深深地锁在高大的围墙背后,家庭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拉出公共生活。公共空间被逐渐架空,只剩下公共场所这一层皮。村庄事务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聊天的话题充斥着娱乐性。村庄信息不再畅通,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种种的因素导致了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日益衰落,一个共同体的时代正在远去。     

当代社会公共性的发展与公共管理者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性问题日渐突出并在社会诸多领域体现出来。公共性问题凸显的原因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大量增加，政府处理繁杂公共事务的困难及自身角色的困境，社会公共性的不足、流失与增长。面对突出的公共性问题，公共管理者有责任去创造条件，推动国家管理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拓展公共事务多元化参与的公共平台，建构激励服务型管理机制，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成公共性问题的解决，以达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及其启示

“公共性”研究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多学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对人的存在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把握;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更关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聚焦于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内在的“公共意蕴”;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导致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扩张、社会分化和价值收缩,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危机是农民文化实践迎合并依附市场力量的产物,其核心是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分裂,乡村文化因而呈现出客观化、碎片化的形态。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重构乡村共同体:项目进村与乡村社会公共性再生产

乡村社会公共性是构建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公共性逐渐消解,乡村共同体面临解析的危险。随着项目治国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式,进村项目将国家、社会与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公共领域重塑和公共人再生,促进乡村社会公共性再生产,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振兴。     

政府的公共性与协商民主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政府不是神,它只具有有限理性;它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由于理性有限,它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作为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都会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和合法性的危机。驯服公共权力,避免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及合法性危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立法、决策中的公共性,二是坚持政府行政中的公共性,也就是政府廉洁奉公的问题。这取决于一系列制度设计,把政府置于协商民主中则是避免政府公共性流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它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协商对话中立法和决策,而且也要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协商行政。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经营村庄: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与内在机制——基于川西Z村的个案分析

农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营村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川西Z村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营村庄构成了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经营过程来看，经营村庄包含了经营土地、经营产业、经营项目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经营土地通过土地整治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价值显化，且经营土地构成了经营产业和经营项目的资源基础。经营产业以三产融合的方式促进了村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了农民就业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且经营产业塑造了经营土地和经营项目的目标指向。经营项目通过项目竞争吸引了上级关注并获得了项目支持，同时经营项目为经营产业和经营村庄提供了强力支持。从经营条件来看，村社自主性机制、内源性发展机制、分配正义机制三者合塑了经营村庄中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村社自主性在提升内部整合能力和外部博弈能力的基础上塑造了经营村庄与农民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动性。内源性发展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持村庄开放性以及促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成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动力来源。分配正义通过制度与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缔造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Z村经营村庄的实践给其他村...     

村治困境的社会维度分析

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村民自治种种"乱象"与劣质自治的根源在于承载村民自治的农村社会已经支离破碎。农村社会衰败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成员的流失、农村社会关系的松散断裂、农村社会秩序结构性要素缺失。欲破解村治困境,必须对症下药,通过充分发展农村经济、培育村庄次组织、培养乡村公共精神等方式重建农村社会。唯有一个健康稳固的农村社会才能支撑起有效率的村民自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域下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困局及其破解

现阶段,社区尚未形成完备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造成社区公共治理功能较弱。在参与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公共性成长和扩散面临着资源、能力等不足和成员参与组织事务的决策权与监督权被弱化等内源性困局,以及社区协同参与模式不完备、社区公共空间布局不合理、“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机制不完善等外源性困局。因此,采取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内源性困局,以及提高社区居委会和居民的协同意识、公共意识,调适社区公共空间,完善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破解外源性困局,有助于发挥社会组织提升社区公共性的功能。     

回归公共性:消费社会中乡村公共空间的资本化及其超越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其形态和功能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乡村正逐渐由传统生产社会向现代消费社会转型,乡村的消费属性日益突出。在消费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呈现出资本化趋势,即资本与空间深度融合,资本成为推动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公共空间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化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乡村公共空间也存在诸多问题。克服空间的资本化危机,需要以公共性为导向,通过树立正确的空间发展观、促进社会参与、创新治理机制、丰富乡村公共活动等途径,重构乡村公共空间。     

我国公民社会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保护伞”

现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到来是一种总体性转变的产物，这种转变主要在于“公共性”的价值承诺。从历史叙事学角度看，这种价值承诺主要在于保证公民主体向“公共性”空间的融入；从外部介质来看，这种“公共性”诉求更体现了当前大众传媒的维系功能。大众传媒对于疏通公民“公共性”空间打开了出口，所以，在公民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它渗透育化于公民社会“公共性”意识；它对于不良公共情绪具有把脉引导作用等。     

公共性及其一般类型

随着公共性问题的日益凸显,人们就公共性的内涵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包括公共物品说、公共需要说、公共事务说和公共领域说等.这些看法所揭示的所谓"内涵",其实只是公共性得以实现的载体、途径或外部条件.本文认为,所谓公共性就是指公共领域所体现出的为他的属性.公共领域由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两部分组成.以社会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各自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为依据可以将公共性划分为结构的公共性与沟通的公共性.因此,对于公共性及其一般类型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将有助于我们对公共性的深入理解,从而对于公共性问题的合理解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契约治村:自己的事自己办

房山区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以下简称“南广阳”)干净整洁、民风淳朴、治理有序、干群和谐,这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回迁社区的传统印象形成鲜明对比和反差。一般而言,村庄城市化之后形成的农民回迁社区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原有村庄熟人社会的维系和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二是需要适应从农村向城市转型所带来的生产、生活和空间变化。当这两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时,农民回迁社区通常会出现“治理失灵”,原有的紧密关系纽带解体,新的治理秩序还没有建立,使得小区呈现典型的脏乱差。     

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现阶段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存在问题探析

村庄是中国农村的基层单位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村庄治理的效能。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是贯穿村治运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村治有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机制。所谓村社区公共权力监督 ,简言之 ,就是指“对掌握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人员的村务管理活动实行监督、督促、防患和纠正的活动”［１］,它大致包含三个层面的监督 :（１）国家尤其是乡镇政府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 ;（２）村社区公共权力组织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 ;（３）村民群众对村社区公共权力的监督。从农村实际出发 ,构建科学的监督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 ,是目前村治工…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特征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性"既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和明显特征,也是文化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在本质.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和文化的公共性将文化发展与政府职责联系在一起.提供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是服务型政府在文化领域体现其公共性特征的有效措施.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应秉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公共性价值理念,积极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责任和职能.     

村庄合并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精神重塑研究

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一直是规范农民行为、塑造农村公共价值、激发农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形成情感归属、实现自治的重要纽带。村庄合并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活边界,在社区成员之间并不熟悉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疏离,互助程度较低,出现了公共信任危机。基于熟悉和信任基础上的公共凝聚力持续下滑,出现了村庄合并后形合神离、各自为政、公共文化欠发达、公共权威下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协同治理,增强公共理性,建立公民社会,优化治理结构等措施来重塑公共精神及价值体系,达到"良性均衡",成为重建社区认同,维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