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法律行为之探讨——海峡两岸相关概念之比较

在民法上，“法律行为”向为建立法律关系之基础，亦为民法体系中之重要核心。中国大陆民法总则编建议稿有关“法律行为”之规定，亦为民法核心之一，且其规范之条文，系重要民法立法。而“法律行为”可谓已成为任何一种民法之基础。法律行为之存在，在某些情状下仍有可能衍生“无效”之问题。在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行为之无效，系指按照法律之一定条件，对于已成立之法律行为进行评价后，所得之否定性结论。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与现行制度，例如不当得利、物上请求权或第二百四十七条之给付不能、第九百七十九条之1订婚赠与物之返还等，规范上明显冲突。该民法第113条为大陆民法所无，故有就海峡两岸相关概念加以比较之必要。     

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主流法律观的文本考察

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法律思潮都被执政党的法律观所主导，而意欲透析后者则有必要对董必武和彭真这二位党内法学权威的思想进行研究和比较。本文将“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律观的根本性问题分解为“法律与时代任务”和“法律与执政党的关系”二个子命题，通过论述和分析董、彭有关法律的论著，得出结论认为，此一阶段主流法律观是服务目的理性论和政党目的理性论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一种目的理性主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简要分析了法律目的理性主义的影响、理论困境及能否消解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法社会学浅论

“科学发展观”，即一种“人本关怀”兼容“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理念。从法社会学视角讲，“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在于具体制度的构建。首先，“以人为本”应当根除“人治”而迎合“法治”；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弥补“法律真空”，寻求法律与道德协调整合的秩序机制；再次，“可持续发展”要求摒弃“权力法律观”，推演“权利法律观”与“生态法律观”的优化嫁接。     

政府大部制实现条件解析与构建——基于制度之视角

大部制改革必须基于有效的制度构建，有效的制度和制度安排是大部制顺利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以制度的视阈观之，大部制的实现有赖于建立完备的大部管理法律制度、构建良好有序的大部运行机制和营造有利于大部制改革的新型行政文化。法律制度、运行机制和行政文化三位一体，构成了大部制“马车”上的“三轮驱动”，对于推动大部制改革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形式合法性法治观及其中国语境

学界对形式合法性法治观的研究，把握住了核心要点，但只是规定性的描述，而不是论证性的解释。借助温里布与帕森特从内在可理解性视角展开的法律理解争论，以“形式-质料会社会建构观”为分析框架对法律形式化问题进行研究，内在方面能够对形式主义作为法律的理性是什么予以描述，外在方面可以对形式法治作为法律之治的道理何在加以揭示。由此阐明，法治是法律自身固有的优点；形式法治提供给法律以效率的德性，在所达致的目标面前是中立的。恶法亦法问题并不与形式法治观有关联。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王娆余辉＊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时代、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对诸多法律问题给以理解、注释和回答，构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文化。本文试从法律思想入手，对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     

人本法律观视野下人民警察权利的维护

人本法律观把“尊重人格、合乎人性、保障人权”贯彻到法治的全过程,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法律观。“人是法律的本源”、“人是法律的依归”、“人是法律的主体”、“人是法律的目的”等是人本法律观立论的依据。人民警察作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应当与其他个体一样享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而目前我国人民警察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着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从而影响队伍的稳定和战斗力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在人本法律观理念的指导下,切实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利。     

论董必武与人民公安事业

作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领导了华北人民政府各级公安部门的建立，为公安部门作为新中国重要的政府部门奠定了基础，确定了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和刑事执法机关的地位。董必武认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律，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必须遵循人民公安依法办事原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人民公安的队伍建设，加强公安教育。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乐山市人民检察院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

2013年，乐山市检察机关在中共乐山市委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领导下，在人大及常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人民政府支持、政协民主监督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乐山市委、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部署和要求。     

张仲景"人体自和"观探析

从古代哲学角度和现代科学角度阐释张仲景辨治疾病之“人体自和”观，即从《伤寒论》之“自愈”论，“人体自和”观的诊断依据、治法应用，正气之于“人体自和”观等方面深入探讨张仲景“人体自和”观。     

法律人类学介评

本文对法律人类学 ,作了纲领性的介绍 ,对其关于“非国家”的法律观、法律的一般特征、法律的发展、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法律多元、法律的功能等观点作了总结。作者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和“民间法”以及 WTO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热潮对法律人类学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法律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重视“非国家的法律观”和“法律多元”问题、应该注重对法律的功能分析 ,为社会提供符合需要的法律资源和制度资源     

“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途暨“公司利他权”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之精神实质或灵魂，本文通过应用理论论证，实践佐证，包括中关之具体法律规定，美国之学术机构解释，典型司法判例，公司守则、行业守则之具体要求以及其他社会实践运动等，证明了其实指公司或董事等高管享有之一项“法律权利”，具有明显之“权利品质”!应当在《公司法》中明确废除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之“公司社会责任”，修改为“公司享有利他权”!     

论宗白华思想的审美之空

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美学的一代宗师,主张以散步的心态,自由自在地研究美,借以弥补美学偏重逻辑性之不足。他对“空”的审美研究很有见地。其空灵、空间、虚实诸关键的概念无一不是建筑在审美之“空”的基础上,因而对于“空”的研究可以贯穿于他的主要美学理论之中,诸如意境观、时空观、虚空观。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文化解读

文化内涵制约制度的设立及形式。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的最高表现形式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有文化的支持,即法律制度要根植于文化土壤中。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其运行机制深受“天人合一”观、报应观、“无讼”的仁政观和盛世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慎刑”法律思想文化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创新——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观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伴随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审时度势,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的“法律观”、邓小平的“法制观”、江泽民的“法治观”,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法律思想对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律的信息定义及其前景

以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本质、“什么是法律”或“法律是什么”等形式出现的法律本体论追问在中西方法理学史中不绝如缕。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文化进化理论等兴起了信息范式并且影响日增，为信息法律观的建构带来启示。它能打通西方法哲学三大法学流派之间的联系，融贯法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事实向度，复兴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法学创新事业做出有益探索。     

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浅探

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人肉搜索”“捏造传播网络谣言”“网络语言暴力”等形式。以积极刑法观为视角，在分析了网络暴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后，网络暴力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现阶段我国法律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则依旧存在缺陷，应当对不同的网络暴力表现形式加以区分，完善规制机制。     

“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

参照法治成熟国家的经验，当前中国“正当法律程序”制度的主要问题更多是集中于法律适用（实施）层面，而非法律制定层面。文章在三个层面展开“正当法律程序”适用的基本问题的探讨：首先，建立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前提；其次，加快程序规范的立法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依据；最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是“正当法律程序”适用之核心。在中国走向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当认清“正当法律程序”的两面性，在具体适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抑恶扬善”，将“正当法律程序”规制的宽严与行政行为的性质等个案语境结合考量。